在亚信庆祝成立10周年之即，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以亚信独立董事的身份出现。业界 把张维迎出任独立董事看作是亚信“打造最强董事会”一步重要的棋子。亚信公司创始人 之一，现任董事长丁健表示，张维迎教授“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 国企业管理、战略规划方面丰富的经验，将为亚信的董事会创造很多价值。” 　　亚信仅仅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果真如此吗？在中国经济、政治、学术交相融合，纷繁复杂而又光怪陆离的大背景 中，是不是能从这个事件之中看出更多与表面声称有别、秘而不宣的东西呢？ 　　张维迎教授是中国最有名望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是经济学界最有名 望的经济学家，也是对于舆论最有影响力的公众经济学家，是政府决策咨询的经济学家， 从而是一个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学者。 　　1998年，张维迎教授和盛供教授在《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从电信 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文中列举了中国邮电部的种种垄断和压制打击竞争对手——联 通的行为，最后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 管理局）、将长话经营与市话经营分离、将中国电信分解为几个公司、将邮电部的一部分 电信网划拨给联通公司，等等。文中特别提到：“中国电信市场非常大，从长远看，双寡 头的市场结构不足以形成有效竞争，需要引入更多的竞争者。” 　　看看今天的电信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 衷的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基本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亚信这样一 个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张教授在 政策上的的鼓与呼。虽然改革过程中经济学家对政策独一无二的影响被思想界称之为“经 济学帝国主义”，但现实中的企业与其“逆之而害”，何若“顺之而用”？ 　　实际上，张维迎教授对电信行业改革的鼓与呼是不遗余力的。前不久在中国企业报发 表的演讲稿中，张维迎教授又对中国电信行业的垄断行为进行了抨击：“在中国，如果注 册公司名称有‘网’字，你就需要得到信息产业部门的批准——谁赋予了信息产业部垄断 名字的权力？其合法性在哪里？没有人追问。” 　　看到这里，从事电信行业的亚信，为什么要聘请张维迎教授作独立董事，是不是可以 更明了一些呢？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这并不是全部，更为重要 的是，亚信未来的利益，尤其是政策需要，是不是可以通过张教授这样对政策影响极大的 著名经济学家进行游说呢？ 　　皮与毛的关系 　　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影响巨大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用在今天，也 是完全是适合的。 　　根据公开信息，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 来越“紧”。 　　钟朋荣（三九集团顾问，茅台酒厂顾问，中房银川独立董事，浙江电信独立董事，裕 兴电脑独立董事，诚成文化独立董事，长运股份独立董事，年薪4万元；华立控股独立董 事，年薪6万元； 备注：为大庆、三九集团等70多家大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和体改方案，兼 20多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 　　董辅礽（国泰基金独立董事，ST猴王独立董事，年薪5万元；成都正光科技独立董 事，国光瓷业独立董事，年薪1.88万元，长江证券独立董事，泰康人寿独立董事，现代资 产投资顾问名誉顾问） 　　吴敬琏（神州数码独立董事，中国联通独立董事，中石油独立董事，中水渔业独立董 事，年薪5万元；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CL集团首席顾问，永安信专家顾 问） 　　萧灼基（大唐电信独立董事，中集集团独立董事，清华紫光独立董事，年薪6万元， 嘉实基金独立董事，华安基金独立董事，现代资产投资顾问首席顾问，成都正光科技总顾 问，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天津泰达生物医学非执行董事） 　　魏杰（华纺股份独立董事，年薪8万元；新疆屯河独立董事，年薪3万元；三九医药独 立董事，年薪20万元；澳柯玛独立董事，年薪3.6万元；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 员；备注：兼15家企业经济顾问） 　　张维迎（国旅联合独立董事，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独立董事） 　　吴晓求（凤凰光学独立董事，年薪1.5万元；华立控股独立董事，年薪6万元；用友软 件独立董事，年薪6万元；广汇股份独立董事，年薪8万元） 　　张曙光（烟台华联发展集团独立董事，年薪2万元；湘财证券独立董事；备注：张任 所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是湘财证券的首席经济顾问） 　　高尚全（宝钢股份独立董事，年薪20万元，备注：不包括差旅费；宁波海运独立董 事，年薪8万元；） 　　刘纪鹏（万向钱潮独立董事） 　　盛洪（三联商社独立董事，年薪12万元以上；备注：基本津贴6000元、会议津贴每次 3000—10000元、风险津贴月4000元） 　　周道志（南玻科控独立董事，年薪5万元） 　　曹远征（华侨城独立董事，年薪8万元） 　　王钰（三九医药独立董事，年薪20万元） 　　西安海星集团策划部王万牢副部长向《了望东方》透露，海星的顾问班于中就有像钟 朋容、樊光鼎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请过张维迎（张是陕西西北大学毕业）。对于经济上的 往来，王的说法是，自己并没听说海星对这些经济学家在课题上有资助，一般都是免费咨 询。对于海星是否通过这些经济学家向媒体或者政府反映过情况的问题，王说：“我们容 总是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是陕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委 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政府反映，没有必要通过他们来反映情况啊！我们主要是向他 们咨询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 　　虽然王部长认为没有必要通过经济学家反映问题，但他说的情况是否有代表性呢？ 《了望东方》对浙江传化、重庆力帆、上海紫江、上海新航星的调查表明，它们都与经济 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对于课题经费这样的敏感问题，他们大多没有回答。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 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 董事津贴每年 1至 2万元的有 18家，2至 3万元的有 26家，3至 4万元的 49家，4至5万 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 　　据中国证监会规定，一人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最多不得超过五家，独立董事每年为 上市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十五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有效地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难以想象，那些身兼数职，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 见，一场接一场的赶场子——出席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 来履行这么多的兼职的应尽职责。三联商社的前身郑百文独立董事经济学家盛洪先生的前 任陆家豪先生，在2001年因郑百文的作假而被证监会罚款10万元后，连连喊冤，称自己对 造假之事毫不知情。 　　但在美国，“安然事件”发生后，纳斯达克市场对独立董事制度最大的改革措施是， 不再允许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领取最高每年6万美金的报酬，更彻底的是对上市公司向独 立董事所服务的机构提供捐助也作了最高限制。 　　为什么萧股市的预测中总是“利好” 　　在知道经济学家的企业背景后，观察他们对公众经济事务发表的意见是一件有趣的事 情。 　　据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透露，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的家属炒股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情，他一个女婿就曾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北京分公司现在是否还在，杨表示未曾证实。 　　结合萧灼基教授身后有过清华紫光、中集集团、大唐电信等三个上市公司，嘉实、华 安两个基金公司，现代资产投资、中国资产管理等两个投资咨询公司，他关于股市的公开 意见就非常值得玩味。 　　2001年年初，在有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称的吴敬琏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股市黑 幕、基金操纵和中国股市甚至不如赌场等严厉批评，被舆论称之为“切中时弊”。然而 2001年2月11日，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 会”，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 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 　　萧灼基说：“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如果股市就是 赌市，那5800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多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 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有的同志说，揭露股市的弊端是要保护广大股民，尤其是要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场，而赌场是非法的，应该关闭，如果关闭股 市取缔股市，受到最大损害的是谁，还是广大股民。如果广大股民有意见，谁来赔偿？我 要是股民就会提出，股市是政府开的，上市公司是政府推荐的，股票发行价格是政府决定 的，监管是由政府负责的，你现在说要关掉，我的损失找谁赔？应该找政府赔。政府赔得 起吗？不说全部股票，流通股票相当于1年的财政收入，赔不起的。把股市搞垮，对谁有 利？对中小股东肯定没利。把股市搞垮，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往后推，只能对少数坚持 传统计划经济观点的人有利。” 　　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 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然而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结合后来吴敬链 和中金公司的许小年关于股市的一系列言论，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认为，吴敬琏作为有摩 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作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后是买办资本， 他们之所以不断发表对股市不利的言论，目的是打压股市以便让跨国资本低价吃进。 　　2001年7月8日，萧灼基应中天证券研究院、广东证券和中山大学邀请在广州作演讲时 说，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年快速发展后，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10到30年，我国 证券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他特别提到，一些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纷纷改制为企业， 而且很多改制而来的研究所企业都将上市，目标锁定于创业板，发展资本市场可以为科研 力量提供资金保障。 　　2002年 5月 12日上午，萧灼基教授在为广大投资者作的报告会上称：“去年春节， 我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认为，我国证券市场（以上海股市为例）从1992年5月的1000点，到 2000年7月的2000点，涨幅超过1倍用了8年时间。据此推测，从2000点到3000点的涨幅只 有50%，时间会相对缩短至4年，扣除去年，未来3年将会达到3000点，到目前为止我依然 乐观地坚持这种观点。” 　　2003年11月16日，萧灼基在“ 2003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向记者表示，尽管 上周四上证综合指数跌穿1310点，达1307点，创四年来新低，但目前中国股市80%股民套 牢，下降空间很小，上升空间很大。 　　光看看萧灼基教授的言论，都是义正严词和言之有理的，但仔细观察和思考的股民， 如果把萧教授一贯的言论和股市的情况结合起来，肯定会纳闷：为什么不管股市风起云 落，在萧教授的预测中总能是利好呢？结合“萧股市”我们掌握并不全面的背景，也许就 不难理解了。 　　博览财经公司研究部李主任在接受《了望东方》采访时，对本刊这样的选题表示了自 己的担心。他认为，现在什么样的收入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是个很难说的问题。李主 任透露，现在一些研究人员或者公众学者的子女、学生，通过关联交易、建立咨询投资企 业等相融合，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是很难说的。这些人中的很多不顾中国股市的现实， 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创业板的好处，在全流通法人股的问题上积极推动，实际上与他们 的关联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关。 　　北大经研中心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了望东方》联系到人民大学的方福前教授后，方教授了解采访意图后犹豫了一 下，让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再联系。当《了望东方》第二次与方教授联系上后，出乎意料的 是方教授却拒绝了采访。然而在交流中，方教授奉劝放弃这个选题。他表示，经济学家或 者学者拿某些企业或者基金的资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资者的研究，这在经济学界大家是 “心照不宣”的事情。比如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就拿过福特和其他好几个国外基金的资金： 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拿过福特基金和其他私营企业的钱。“但这些问题你能怎么说呢？详细 的情况人家不会说，外人又怎能知道呢？” 　　然而在人民网谢宁撰写的曾公开发表的文章：《林毅夫：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家》 中，根据林毅夫自己提供的信息，“该中心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机构，全部资金由发 起人自行筹集，没有求助于政府拨款。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 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 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这就使中心的研究人员有可 能获得比较高的待遇”。 　　但问题是，这么多的基金为什么愿意给北大经研中心，而不是其他研究机构这么多的 钱呢？这使我们除了研究北大经研中心的一贯论点之外，尤其必须了解林毅夫教授的“比 较优势发展战略”。 　　林教授认为：“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就能使劳动者 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 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 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 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 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不难理解，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其效率 和公平目标就能够协调起来。” 　　其实，林教授的这一主张，他在其他场合做过不止一次的比较简单的注解，就是中国 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应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意思再做一个简单 的注解就是：中国不应该花大力气发展自己在要素禀赋上不占比较优势的高新产业。那么 高新产业给谁去发展呢？当然是美国这样劳动力昂贵而又技术先进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 碰到这样为跨国公司利益论证的理论，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肯定高兴 地笑得嘴都合不拢，还会吝惜那一点点作为鱼饵的研究经费吗？ 　　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采访过程中，提及了在圈内盛传的一件事情：林 毅夫教授用可口可乐的研究经费所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 经济的影响》。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站上，这篇由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在2000年1月合 写的很有意思的文章赫然在目。文章在结论部分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可口可乐系统 的直接经济影响约为94亿元人民币。”，“为中国创造了总价值为214亿元的中间需 求。”“此外，我们对可口可乐系统的注入给资本形成、利润、税收、尤其是就业所造成 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高度的就业关联，上述注入对中国就业状况的贡献是巨大的。 我们估计，可口可乐罐装生产所单独创造的就业机会约为466078个。”，“另外，罐装系 统的注入所间接导致的政府税收增加值在1998年约为12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罐装系统向 政府直接缴纳的税收的3倍。”，“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影响只是可口可乐系统所作的全 部贡献的一部分，它直接改善了我国的生产过程中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下游影响，即可口可乐产品及其相关的销售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家庭与政府的支出造 成的进一步影响，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这样一个过渡型的新兴市场经济的繁荣。” 　　程恩富教授评价说，任何只要长点脑子的人在考虑可口可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不 可能不考虑他对中国民族饮料产业的“挤出”效应。可口可乐的进入，使中国本土民族饮 料企业纷纷倒闭，现在只剩下“健力宝”和“娃哈哈”在苦苦支撑，在这之中损失了多少 的产值、利税，使多少中国工人下岗，在做这样的研究时为什么不考虑？怎么竟然能得出 增加就业的结论？为什么只计算增加值而不计算减少值？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 么？ 　　长城金融研究所——民间抑或是官方？ 　　据知情人士向《了望东方》透露，著名经济学家，在原国家计委工作数年，现任加拿 大安大略大学体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徐滇庆，组织长城金融研究所进行民营银行案例研 究的事件，更是非常有趣味。 　　据称，2000年7月徐滇庆在西安组织成立长城金融研究所后，私下声称是国务院委托 他们做民营银行试点的课题。《了望东方》为此专门采访求证于徐教授，他是这样回答 的；“至于说民营银行研究项目是谁委托的，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历史来回答吧。反正到时 候会有很多著名人士出来说话的。” 　　2003年7月的北京大学，面对即将作古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徐滇庆教授表示：“要澄 清一个误解，不是说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和金融监管层博弈。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一起商 量的。”“国务院不少领导都很关心金融创新的研究。戴相龙曾经找过我们几次，很多问 题我们大家都讨论过。” 　　在加拿大，徐滇庆与台州银座商业银行董事长相识，后经银座董事长介绍，与浙江麦 隆信用社董事长王钧相识。在徐滇庆的背景和“国务院委托”的吸引下，泰隆加入长城金 融研究所的研究计划。知情人透露，泰隆的王钧经过当时的台州宣传部长苏建国之手（原 因不得而知），为研究方转交研究经费数万美元。 　　苏建国是怎样一个人呢？2001年10月，苏建国因受贿被拘留，11月被逮捕。2002年8 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 4年；赃款 48.8万元予以追缴。中新社称苏 “出差走到哪，嫖到哪”，“收红包48万，养情妇14个”。 　　《了望东方》向浙大经院负责长城金融研究所民营银行浙江案例研究的史晋川副院长 了解，史院长语气非常肯定地说，浙大经院课题组不曾收过苏建国或者王钧的一分钱课题 经费，也不曾收到过长城金融研究所任何课题经费，只是在去年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浙大经 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时，收到过泰隆信用社人民币10万元的赞助。 　　那么经过贪官苏建国之手有多少钱到了长城金融研究所呢？徐教授回答：“苏建国是 谁？我从来没有见过。”“在 2000年 10月北京大学会议上，我们确定了东北、西北、浙 江、苏南和广东5个试点，请他们每家给北京大学捐赠科研费用5万元。所有这些经费都进 了北京大学的账号。北京大学还扣掉了15%的管理费。这些费用完全是用来报销学者们出 差调研用的路费和会议费。除了给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支付过一点助研费 （每人每月500元）之外，没有给任何一个教授支付过人工费。这些声名赫赫的学者来开 会，我们连车马费都没有给过。大家都是白干。几次会议和调研之后这些费用就用完了。 在2002年5月，为了组织学术调研和研讨会，浙江泰隆信用社、广东南海和深圳中科智又 各自捐赠了5万元。共15万元。现在还剩下一些在北京大学账目上。” 　　徐滇庆教授在接受《了望东方》采访之后，12月12日发布了第215期长城金融研究通 报，就此事说了下面一段话：“依长城金融研究所或者我个人现在的名声地位，倘若给某 个企业作咨询，收个十万、二十万美金，司空见惯。你到毕马威、摩根斯坦利去打听一 下，咨询费用大概是个什么档次？他们派出的人是什么档次？不过，倘若我收了某个企业 的咨询费用，一定会按章缴税。不是吹牛，如果我开口的话，别说是8万美金，再多一些 也要得到。” 　　然而苏建国事件将麦隆牵涉其中，王钧被有关部门调查。进而，台州发生挤兑事件， 人民银行调集大量资金平息事态。在巨大金融风险的压力下，王钧安全归来。人民银行鉴 于泰隆信用社金融风险的干预，使得泰隆通过“研究”完成民营银行的梦想提前落空，泰 隆最终退出研究计划。 　　在合法与非法之外 　　虽然以上的情况很难说它非法，但在“良心”与“利益”之间，另外一些情况就令人 更加深思了。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在接受《了望东方》采访时提到了一件企业花钱请经 济学家替自己宣传吹捧的趣事。八十年代中农信总经理翟新华出书后，花钱请经济学家论 证，北京某最著名学府的著名经济学家，就露骨吹捧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现 在这样的用语该经济学家早已不提——是天才（翟新华后来因为腐败落马）。 　　还是这位常常就股市问题发表高见的经济学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提供 给《了望东方》另一件陈年往事。左透露，他亲耳听社科院某副部级领导对他们讲，大概 10年前，在一次会议中上洗手间时，这位领导亲眼看到某人追上去，送给这位“股市专 家”一个红包，请他一定在股市上讲讲。当记者表示试图发采访这位领导时，左大培说， “不用了，领导说话都是很谨慎的，他不会对你们说的。他跟我们讲起是在私下的场合， 随便聊的时候。” 　　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向《了望东方》透露了一件自己有所耳闻的事情；京城某知名经 济学家，以前与红塔集团已经下狱的前董事长诸时建过从甚密；经常往红塔跑。后来两 人 “合写”过两本书。“据传禇时键曾送过他一辆轿车”，孟教授说。 　　难以结论的评说 　　当《了望东方》提到众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担任很多企业的独立董事时，中国政法大学 杨帆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 盟！” 　　“那您认为经济学界是不是存在利益格局问题呢？” 　　杨帆：“中国企业界分三个集团。一是投机集团；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 萧灼基、韩志国；二是民营企业集团，是干实务的；三是买办资本集团，正在兴起，理论 界的代表就是吴敬琏、林毅夫、樊纲、张维迎、江小娟、张五常等。任何社会理论都代表 一定的利益和社会集团。按马克思说的，利益集团必然耍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 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 　　杨帆认为，中国的民族资本、民营资本在国内好像是强者，但在世界上实际上是弱势 群体，因而不能赞成弱肉强食，不能信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必须要有国家保护。“民族资 本现在还没明白过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实际代表的是买办的利益。” 　　然而著名经济学家钟朋容却不这么看。钟朋容认为，经济学家做研究，立场观点都是 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钟朋容表示：“我是不会因为拿了那个公司的研究经费就怎么样，就 替他们说话的，不要以为站在富人立场上，就是站在穷人对立面。现在穷人更需要富 人。”“民营企业发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穷人，而不是民营企业家自己。”然而仔细品 味，钟教授的话不是不也是一种立场呢？ 　　复旦大学经济系袁志刚教授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整个长三角民营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崇关系很大。至于经济学家是否会因在 民营企业的现实利益，而使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的公正性受到影响，袁教授说：“这应该 不会。经济学家一般都是凭着真理说话，不管在公众舆论，还是宏观政策，或者是在现实 利益上，不会为了你那个企业说什么话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策问题是个公共产 品，某个民营企业不会因为你某个经济学家说了什么好话而为你付费。这种情况在俄罗斯 有，但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像俄罗斯那样富可敌国的寡头，还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袁教授说的俄罗斯的寡头，指的是俄罗斯六家最大的寡头，控制了国民经济一半左 右，从而深刻影响了俄罗斯的整个社会。中国的民营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否如俄罗斯那样 呢？ 　　据国家工商总局最新统计数字：截止2002年上半年，全国私营企业数达到221.52万 户，私营企业中的从业人员达到2930.6万人。而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20.46%，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3%。全国工商联2000年度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调研结果显 示：2000年营收总额、资产总额、纳税总额和净资产四项指标规模最大的企业，均为联想 集团控股公司，分别达到 284.4亿元、136亿元、5.57亿元和 63.6亿元；员工最多的是希 望集团有限公司，达到21500人。 　　复旦管理学院院开设的“总裁高级研修班”任教的谢百三教授听了《了望东方》的问 题，语气非常愤然：“国外都是私营经济，根本就不存在你这样的问题，只要是经济发展 当然就是私营经济发展。只要是正常的经济学家，大都会支持民营经济。”在谢教授任教 的总裁高级研修班，一年共30天的课程学费是34800元，学员中的民营企业总裁占一半， 加上上市公司高管、国企总裁、金融企业高管，超过了90%以上。复旦大学副校长郑祖康 并不讳言，希望研修班“把总裁和复旦联系起来”。

其实中国的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研究是搞不好的 因为他们老实爱着掺乎一下那掺乎一下根本不再自己的领域好好做研究 而且早就和自己身后的利益集团同流合污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吵架只不过是因为 一方赚到了钱而另一方没有而已！他们和美国那些政治家没什么区别 都是自己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出来蛊惑和蒙蔽人民和政府 自己趁机捞钱！ 所以他们根本不配叫做经济学家！ （想想当时朗顾之争吧！有多少所谓的经济学家批判朗咸平？ 还有很多国资委 发改委的高官站出来批朗！ 现在呢？格林科尔出事了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郎咸平当年只靠科龙公布的报表就预测出了他们会出问题！而那些知道内情的人怎么不说 话呢？怎么就能眼看着顾雏军拿着9亿元去收购136亿的国有资产呢？ 现在科龙股票跌成这样谁来负责呢？） 让我们记住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吧！ 当年北京华侨大厦二层举行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来自北京中 央政府、经济学界、法学界的重量级官员、学者15人一起为顾雏军正名，明确表明支持科 龙继续发展的立场。 支持顾雏军和科龙的一系列权威名单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 所陈小洪所长、张文魁副所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 员贾小梁、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研究员常修泽、产业所副所长胡 春力、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卢东斌、中 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 记住这些中国的经济得弄潮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