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方向的经济学家

童大焕

日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出语惊人：国内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此论赢得热烈掌声。《中国青年报》专题调查结果显示，83%参与投票的公众支持丁学良的说法。14位主流经济学家中，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朗咸平和吴敬琏两人。近三分之一（31．0％）的受访者表示，在时不常会发言的主流经济学家中，自己更愿意相信郎咸平的言论。支持率仅次于郎咸平的是吴敬琏，为19．8％。剩下的12人，包括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樊钢等在内，没有一人得到10％以上的认同率。有12．5％的人“谁都不相信”，得票率列第三。

原因何在？调查似乎也给出了结论。针对“学者发表言论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的问题，58.0%的人选择“学术立场”，38.2%的人选择了“公众立场”，但高达69.7%的人认为如今学者发表的言论根本是站在“利益集团立场”。

也有人认为经济学家是在代人受过，因为他们并没有决策权。这话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经济学家真的就是无辜者吗？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正本清源看看经济学到底是干什么的？

中国社科院时卫干博士是这样描述“经济”二字的：“经济”源自英文“Economy”，最初由严复先生以“经世济民”意译而成。众所周知，Economy的英文标准定义是“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严老先生在将经济学鼻祖斯密等人的经济理论引入中国时，并未将经济学单纯理解为“研究资源最佳配置的学问”（经世），而是将“济民”（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与“经世”列为经济学相并重的两大目标。（《新京报》2005年11月11日）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几乎很快就走上了邪路，引上了“效率”和“公平”矛盾的伪问题中，不再“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一门心思钻研如何“提高效率”，如何提高GDP，这两者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界新的“拜物教”。于是乎，“洪水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论出来了，“腐败有利”论出来了，“效率优先”论也出来了。工人下岗，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率；MBO，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率；乃至于教育高收费、大学大扩招，目的也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刺激内需”提高GDP……

经济学既然是“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一门学问，那么其前提就要求资源的相关方全部“在场”，进行共同的多方博弈。然而，在我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眼里，根本就没有“在场”的概念：“减员增效”，不需要工人在场；企业产权改革，不需要工人在场；教育、医疗高收费，也不需要“人民”在场。因为他们一在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将不符合咱们主流经济学家的效率原则。经济学的确可以“不讲良心”，可以“不讲道德”，只关注学问本身。但它有两个前提：一不能教人打劫，不能为打劫鼓劲叫好；二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基本的学术原则。打劫当然是效率最高的，但是当对方忍无可忍拿出刀子来反抗，它就转眼变成负效率了。所以“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最基本的学术原则就要求资源相关方全都在场，不能趁一部分人不在场实施抢劫。

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会写出杰作《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论证民主制度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关系，哪怕是在大饥荒年代，民主，也只有民主才会有资源的最优配置。他特别告诫人们：我们应该吸取一个重要教训，即许多技术官僚主张使用市场经济提供的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却一味夸大了前者的作用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后者的作用。更有人认为，民主是低效率的。但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早在1962年就回答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和另一位合作伙伴的研究结果表明，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涉及到决策本身的成本，而且涉及到外部成本，也就是决策者本人可能对不参与决策的“局外人”强加的成本。参与决策的利益相关方越少，外部成本就越大（也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程度就越低——作者注）。这时决策者可以把决策所引起的所有成本强加给别人，而尽可能把收益留给自己。把决策的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结合起来，就会找到一个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就是民主范畴的均衡点。当然，由于各类公共决策的属性不同，均衡点也各有千秋。比如紧急和突发事件，因为时间上耽误不起，决策就倾向于集权；而在对全社会和个人有较大影响的事情上，公民的民主参与就显得重要。没有民主，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就大。结论是：必须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布坎南后来于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跟他这一成果关系极大。

显然，无论是阿玛蒂亚.森还是布坎南，都是站在纯学术立场上研究问题的。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经济学真正的“学术立场”其实就是“公共立场”。经济学只要站在真正的“学术立场”上，坚持真正的学术原则，其结论一定是符合包括资本家、政府和普通社会大众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长远利益的。虽然有时候影响并非那么直接。

因此，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是否应该对决策负责，即使不考虑其中一些人从利益集团手中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实利并一股脑儿替他们帮腔，只从“研究资源最优配置”这一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看，公众把板子打在主流经济学家头上也没有任何冤枉他们，因为他们向社会交出的，根本就不是一份合格的“经济学作业”。

比如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表面上这是站在劳动者立场上说话，实际上它是不符合资源最优配置原则的：劳动者工资太低，消费市场会日渐萎缩，劳动力再生产的投入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这些都不符合门企业最终利益；而且，过低的工资、过差的劳动条件、过度的环境污染，给工人带来的收入远小于他们在健康和其他产业上的损失，这样的“工作机会”有还不如没有。人不值钱本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却长期把它当成“竞争力优势”向全世界宣扬。为什么不能致力于从降低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入手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呢？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最大贡献，在于帮助中国走出计划经济、踉跄走向市场经济之路，使我们个人也获得更多的择业自由。但其最大的失误和堕落在于：在“效率至上”的魔鬼驱使下，有意无意地排斥了劳工阶层的决策参与权。工人、农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一落千丈，而工会，往往在关键问题上和关键时刻失语。

市场经济是我们需要的，但只有权力和资本在决策现场的“权贵市场经济”，永远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