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知识分子领袖如汪晖，一直在呼吁社会公平，意思是中国首要考虑的内容应该是解决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保障弱势群体利益。但是人们可以预料，他们的观点更多倾向于对现状的批评。他们认为社会公平不可能在没有巨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比如工人和农民组织的更多自主权、允许表达利益要求的民主过程、以及揭露政府腐败的媒体自由等。清华大学的崔之远或许是新左派中最激进的一位，主张经济和政治民主。在一篇题目为“自由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的精彩文章中，他警告说中国进步力量不应该模仿西欧推行的社会民主措施。相反，崔主张劳资合作、根据年龄和家庭状况在所有公民中进行社会分红。3 只有这样的革新才能实现让中国的广大工人和农民获得权利的目标。
但是新左派没有询问经济发展后，当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不再把时间都花在田野或者工厂劳作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讨论，好像都只是限制在如何最好地保障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上。似乎没有人在思考，以现在的技术发展水平，中国如何迈向能够把工人从不愿意做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或者什么时候这个理想应该能实现。
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谈论共产主义呢？对于学者来说，或许有政治上的限制。因为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提供政府合法性的依据，在中国它成为被最严格控制的政治文本。
在培养中国许多政治精英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清华大学，我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事也在进行马克思理论方面有趣的、和有价值的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工作相似），但是他们不愿意把马克思的理想和中国现在或者未来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有人告诉我清楚谈论这些在政治上过分敏感了。
避免乌托邦理论的倾向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缺少“高级共-产主义阶段”的理论研究。为了了解更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著作，我参观过中共中央编译局，这是国家专门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汉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该机构得到政府充裕的资金支持，那里的工作人员或许有更多的自由，研究和思考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合适条件和机制。但是我空手而归。人家递给我包装漂亮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谈到处理当代中国经济不平等问题的需要，但是好像对于我提出的中国未来共-产主义中把工人从繁重劳作中解放出来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说我们先解决现在的问题，然后再考虑长远的问题。
或许有这样的担心，现在谈论共产主义可能减少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一个与中国政治精英联系广泛的美国商人告诉我政府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计划在未来实现高级的共产主义，但是他们不愿意清楚说明，因为共产主义可能需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如果资本家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就可能认为他们的财产权是不稳定的，因而不愿意像现在这样进行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所必须的投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公司强力游说反对相对温和的、提高工人权利的中国建议，警告说他们将减少在中国建设工厂的事实说明这样的担心不是完全捕风捉影的。这些前瞻性领导人或许还担心如果工人被告知未来实行共产主义的计划，就不愿意为实现那个目标而做出牺牲了。
但是，我猜测中国官员和学者不讨论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很少有人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用来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指导原则。这个意识形态已经被极度滥用导致名声遭到破坏，在社会上已经失去几乎所有的合法性。实际上，即使共-产主义政府也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限制，如果它和中共维持执政地位、提供社会稳定和秩序的要求发生冲突的话。为了现实的目的，共-产主义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终结。不是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4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统治确实需要一个道德基础，不过，可以肯定不是来自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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