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计划生育

2014年11月19日上午，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在京联合举办的“2014凤凰财经峰会”。在“新常态下寻求真实增长”的论坛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地谈到日本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的原因时称，日本经济失去20年真正原因是人口红利结束。

蔡昉称，日本在1975年之前，人口结构是完全按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因此，在之前的20年里日本经济可以达到9%以上的增长速度。在1975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停止，人口抚养比也没有下降，也没有上升，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高达20年。因此，它的增长速度也自然的降下去，大概3.5%到4%之间。但是1990年之后，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

蔡昉称，日本当时犯了一个判断上的和政策上的失误，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安倍经济学这个词儿，今天既然创造了这个词儿，安倍经济学的根子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也就是把日本经济减速的原因看作完全是需求方的问题，外需出口出不去，老百姓不喜欢消费。因此，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努力的用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取刺激经济增长。最后的结果，因为经济没有动力，刺激它，但没有真实需求。

因此，只是把货币发出去了，可能竞争性产业中真正不会投资，反而是国家给补贴，最后成了僵尸企业，没有生命力。投在基础设施上，基础设施派生的需求也没有真实的需求。所以，只能是产能过剩，甚至这个钱还会流，最后流到一些容易形成泡沫的产业上。最后造成它80年代末期的泡沫推高，最后崩溃。

从那以后失去的20年，日本的问题在于从一开始没有看到自己是因为人口红利完了。

在谈到中国的人口红利的问题时，蔡昉称，我国是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从那之后就开始迅速上升，从降到升是非常短暂的。因此，我国可能减速的可能性比日本还大一些，还陡峭一些。但是并不是就这个因素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减速。

因此，我们必须借助技术创新，生产力提高等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把经济增长的政策力量放在改革释放供给潜力上可能会避免日本的错误。

上面基本是全文引用，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对于计划生育，我认为是应该取消的，毕竟生育权属于私权范畴，不需要管制，这也符合当前的简政放权的时代潮流。

然后再从经济角度讨论下面四个问题：

上面解释了人口红利消失的根源了吗？

人口红利真的消失了吗？

技术创新，生产力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

取消计划生育真的会带来经济继续增长？

人口红利消失这个词的出现不是来自中国，而是发达国家；在中国，表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上海与北京等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

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因一般解释为老龄化，那么进一步追问，什么导致了老龄化？仅仅是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吗？

恐怕不止于此，因为如果人们的生育意愿一样的话，生育率会保持不变，上述条件的变化将导致人口同步增长而不是生育率的下降与年轻劳动力比例的下降。

由此，我们需要从经济角度探讨生育意愿的下降原因。

以工薪为主要的收入的年轻人一族最关心的经济问题是什么？

收入、就业、买房、结婚、生子、上学、医疗、养老一个都不能少。

以目前的收入水平能满足后面的支出要求吗？

以目前的就业前景与竞争状况能保证可靠的收入水平吗？

竭力保住就业和收入能供得起房贷吗？

在支付了结婚费用后能负担得起孩子的生活费用、教育费用、以及全家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吗？

答案基本是否定的，如此生育率能不下降吗？

即使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就消失了吗？

每年毕业季，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招聘专场人满为患，他们为了能就业，卧薪尝胆绞尽脑汁，有的准备了一年，有的甚至刚入学就要忧虑未来，教室里图书馆鸦雀无声，他们不是在思考学术，而是为了背单词、考GRE、托福、出国、司法考试、考证、考研、考博。

这样的竞争烈度怎能说明人口红利消失?

有人说这是结构性失业，比如建筑工人、装修工人就很短缺嘛，问题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会有结构性失业，关键是所占比重高低，老一代的建筑工人正在减少，问题是那种粗放、重体力、低技术含量的工种也逐渐消失。

有人问，既然劳动力竞争激烈，那么可以实行低工资了吧？然而，下面的报告却也是实情。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5日发布《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工资水平在过去10余年大幅增长，制造业平均工资超过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已成往事。报告还指出，当前中国工资增长放缓，工资水平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大幅度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工资上涨？有的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深恶痛绝，口诛笔伐，认为正是工资刚性阻碍了经济均衡。

正如上面所讲，工薪阶层面对买房、结婚、生子、上学、医疗、养老六座大山，又能作何选择？

与其说是工资刚性，不如说是房价刚性、支出刚性。

而房价刚性的背后却是资本牟利刚性。

在自然经济中，货币仅仅是交换手段，因为它是隶属于物物交换的，即使交换没有全部出清，剩余产品并不构成威胁，它可以留在地主的仓库里自己享用，对地主而言，存货就是财富，没有需要偿还的货币性债务，所以萨伊定律是成立的，地主尽可以想法设法提高技术、尽可能低压低长工们的回报，劳动价值论同样也是成立的，资源、技术、劳动力、潜在生产率这些名词统统适用。

与自然经济不同，商品经济中生产者受到致命的货币约束——都是从央行借出来的，要还本付息的，因此，它除了拼命生产外，更要卖出去换回更多的货币才能避免倒闭破产的命运。

当它从央行借出本金投资后，劳动者拿到了工资性收入，中间商获得了货币性利润，这部分利润与消费剩余后的工资储蓄是不会购买投资者的消费品的，因此，这位居于产业链顶级位置的投资者必然发生货币性亏损，尽管它有天量的存货，于是生产过剩发生了，与之相伴的则是货币也过剩了，因为中间商的货币利润和储蓄不能继续加大投资，否则过剩更加严重。

这些过剩货币要么借贷给消费者，结果导致消费者债务危机，表现为次贷危机。

借贷给国家，则发生国债累积，如同日本、美国、欧盟天文国债，在中国，则是后来居上。

国债的累积使收益率降低，为了摆脱其困境，央行纷纷购进国债，也就是量化宽松，于是货币超发，物价上涨，长期通胀爆发。

如果不借贷，那么就去炒作原油、钢铁、黄金、外汇、期货，以及房地产，结果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而厂商理性选择是限产保价，结果就业率下降，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只有继续减产，于是滞胀来临。

滞胀的到来让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尽失，于是产业资本向外扩散，发生产业国际转移，因为他国的物价更低，生产要素更便宜，结果新兴经济体引领风骚。

从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美国、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金砖五国，莫不如此，经济的增长一方面靠的是劳动力、资源、技术、适宜的政治环境等这些供给要素，另一方面则是消费需求、贸易顺差这些需求因素，两者缺一不可。

美国、日本、欧盟的产业与技术都非常先进，为什么还会发生产业转移，本国产业空心化？根本还是货币约束、需求约束。

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能够提升个体的竞争力，但无助于摆脱整体性的需求约束，因此，对于一个大国，将经济出路定位于此时，必然导致剧烈的贸易战争，因为它的基础是建立在挤占他国本就不足的消费需求之上的。

企图依靠降低劳动者抚养比不现实，因为上面的论证说明，消费需求不会给投资带来利润，顺差拉动又不可持续。

需求不仅是货币流动性供应量，而是最终需求。

因为当前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是带有债务性的，也就是央行的货币发行越多，商业银行的借贷越多，也就是所谓的M2越多，整个社会的货币性债务越严重，结果债务泡沫破裂，经济崩溃，大萧条发生，当生产下降到一定阶段，物价与债务得以降低，相对于他国的高物价，竞争力提高，于是顺差出现，经济得以复苏，然后增加杠杠，再去杠杆，如此周而复始。

美国的市场化时间远长于日本，但其破产率高，加上间歇性地紧缩，因此具备了复苏的要件，而日本则耻于破产，羞于紧缩，房价高企，企业没有利润空间，陷入滞胀，失去了20年理所当然。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货币政策的无效，也即凯恩斯陷阱。

有的经济学家将经济寄托于技术的飞跃，比如美国克林顿时期的互联网造访中国，但不要忘记，互联网促成了美国繁荣十年，而后就是互联网泡沫的必然破裂，因为技术本身没有解决需求约束、债务约束问题，它只能加快债务危机的来临，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因此，古典、新古典、预期学派、供给学派都同属供给主义，它们发源于重农学派，根植于自然经济，将经济增长限定为资源、劳动力、技术，因为这些要素易于观察，简单朴素，但另一方面眼光狭隘，局限于个体，忽视宏观价值性约束，否定货币的重大作用，贬低重商主义，将经济周期视为波动，对于宏观债务问题更是回避。

重商主义将货币视为财富也是错误的，因为生产本身不等于货币的生产，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供给端必须有剩余，也就是实物利润；需求端必须有货币，并且该货币不是借贷而来的，而是购买，也就是最终需求，但当前的市场制度安排并没有实现，故经济无法达成可持续增长，经济周期挥之不散。

由此可见，技术创新，生产力提高远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从上面分析看，取消计划生育后，工薪阶层的生育意愿不会大幅提高，这也可以从国家放开单独二胎后的反应得到验证，而真正提高的应该是社会的两段——极富有和极赤贫阶层，前者没有经济约束，后者则是无所谓。问题是，这些新增人口能成为新的劳动力吗？即使成了，是依靠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