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帮的出发点，和江苏商帮出发点，最大的不同是在商帮的发展过程当中，浙江是哺育了能人经济。有能耐的人，在当地有名望的人，在村子里面、乡镇里面素来以脑筋活等著称的人，办事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一定的帮助。不管是找信用社贷款，还是找其他企业要求合作的时候，退伍军人，下乡的知青，高考落榜的高中生，村子里面手工上比较好的能工巧匠，医技比较好的赤脚医生等等，不一而足在平常积攒了很多名望的，形成了自身一定信用的能人，只要跳出来，往往从者如云，立即就会有人跟着他干。而当时找着很多国有企业不愿意干的缝隙性产业，相对也比较容易。只要这个人本身是有能耐的，村一级、乡一级ZF对该人办这个企业态度上是相对比较宽容的，那么这个人一般来讲，能够较快地就把摊子拉起来。这种宽容的乡土文化，使得能人经济效应被充分放大。这一点，全中国看下来，只有福建、广东和浙江才拥有这么庞大的基础。我们很清醒地看到，在村子里面积累了强大的政治人脉、历史人脉，比如村长或村委书记，或类似的具有政治身份的人，才有可能组织一个集体企业，利用集体资产和富余劳动力，利用公家的剩余资源来创业，成本也低，所冒的风险也低，但恰恰就是这样起步时微妙的差异，导致日后浙商商帮最突出的个性。首先把能人选出来，能人最开始是用乡亲们，用血缘、用亲戚朋友和社会交往，这样在社会上就筛选了第一道，然后在他创办企业的时候，社会又进行了第二次选择。当然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还会有一次又一次再选择的过程，可以说这样选择出来的能人，与一般意义上在一个相对开放和市场化的环境中杀出重围的企业家相比较而言，其能力，其闯劲，其承受压力的幅度，其摆平社会方方面面的政治化运筹能力，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能人经济一出来以后，整个地方浙商的点就出来了。

    随着能人经济的出现，那么整个乡村的经济就活了。首先活在基于能人经济，把整村的优势，包括村里所有能够联系上的技术人员、产品信息、市场渠道，以及其他资源，但凡这个村子所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源，蜘蛛网状联通到该企业里面，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该村、该乡的能人进行匹配，于是乎这个点就形成了。这就好象空气当中非要有个灰尘，引发若干小云滴进行结晶，才能形成雨滴一样，能人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结晶核的作用。于是乎，首先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拳头产品。逐渐地，因这个村子的存在，隔壁村子开始生产与这个村相似的产品，或上下游互补产品，逐步地形成了地区浙商的一个特点，基于一村一品的一乡一业，逐步地，一个地区渐渐地由模糊到清晰地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产业的形成过程，既是慢慢地汇聚试错的过程，也是能人们不断地教育身边的人，能人们的事迹被传送，引发很多渴望机会、不安现状的人纷纷效仿的过程，于是乎能人经济就这样被拉大了。

    在能人经济被拉大的过程当中，民间金融在此时的出现非常重要。此时的民间金融既是把可怜的不多的储蓄拿出来，也有可能更多是利用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借贷能力，利用浙江最传统的民间做汇，做民间金融借贷等方式，投入到这些企业里去，所以这些企业就慢慢成长起来了。在地区浙商联合的过程当中，能人经济乘以民间金融，或者说雏形的民间金融，带来了浙商逐步逐步的联合。按道理来讲，以浙商的这么有骨气，这么自主、强悍，他们更应当采取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么一条路，貌似让人不解，其实也很容易解释的是，浙商们纷纷采取了联合的姿态。这种联合背后，一方面和浙江千百年以来受到儒教教化，高度血缘化、高度认同、拉帮结派的这种文化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这种拉帮结派背后，使得他们看见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果让我身边的人，让我村子里的人，让我的朋友们也加入到这个生意里面来，不仅能够带动他们共同致富，而且当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以后，朋友与朋友之间团结得就更紧密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也更稳固了，可以说这是浙江这样一个相对不太开放，相对封闭社会思考的必然。

    我们观察但凡一个离中央不太近的省份，但凡一个文化上相对独立的省份，在中国都是特别喜欢相互抱团的，而这种抱团本身带给他们很大的相互资源依赖，能够把他们有限的资源指数级放大，这恐怕也是弱者的一种求生术。那么这种能人与能人之间的联合，能人与能人之间的网络，初步就把浙江的乡村社会、乡镇经济联通在了一起。尽管他们之间也有相互挖角、相互竞争、门对门打擂台等等行为，但大体上来讲，人群还是讲味道的，不像广东那样，撕得面红耳赤，像神州和万家那样的现象，在浙江还是没有出现过，这和文化相对仍然比较古老，与受教化深是绝对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