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1年阿罗（Kenneth　Arrow）出版《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以来，理性选择学术研究在政治科学领域得到急速的发展，然而，在这当中也存在着大量值得质疑其真伪的推论。一方面，理性选择模式的理论推敲取得了巨大进展，分析上的巨大挑战吸引了大量一流学者，其结果是理性选择理论愈来愈复杂，且具有狡辩性。而另一方面，理性选择模式在经验上应用成功的事例屈指可数。可以这么说，大多数早期的理性选择著作，不是压根儿没有经验性研究，就是只是粗糙的或印象式的。

　　譬如，在对投票的理性选择分析上，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其合著的《同意的计算》中，就把投票参与视为集体行动的一个问题，即为了公共物品以及特殊候选人或政党而要求投票人牺牲个人的时间和交通成本。然而伴随着一个悖论是，虽然理性的公民可能非常关心是谁或哪个政党赢得选举，但是选举的工具性价值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公民仍然会逃避为集体的事业做出牺牲。因为事情十分明显，任何一个人的选票在改变选举结果方面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当一个人的投票不能影响选举结果时，为什么还要去投票？除非他发现投票行动使他满足，像什么在从事民主参与或寻求在投票所露面时的自豪感……否则，按照理性选择论来看，公民放弃投票权利才应该是“理性”的正常行为。

　　有一个关于在扬子江上用人力逆水拉纤劳工的寓言，也是对理性选择的一种违反。虽然这些纤夫是根据到达目的地的船数领取报酬，但是这种激励体制并不怎么有效。每一个纤夫都不愿意比别人出更多的力，然而集体努力的成功是一个集体物品——不管他是否出力。每一个纤夫都不用力拉纤，结果便是没有人能拿到报酬。这个寓言若用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观点来说，“每个人都愿意让其他人承担所有的成本，自己能照常得到所有集体提供的收益而不用考虑自己是否承担了部分的成本”。因此，对于眼前这种经济学家们所定义的“社会困境”的最好解决办法，是要么加大外部的约束机制，要么使每一个人的参与都成为关键性的因素。

　　在由格林与沙皮罗合著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一书中，作者通过系统地审查理性选择学者论述投票参与、集体行动、立法行为和竞选的文献，从而指出理性选择病变的大致表现为逆向推演、暧昧的预测、用理论来解释证据、对研究范围的任意限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