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必须首先弄清楚“政府转型”与“和谐社会”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并且弄明白“政府”应该朝哪个方向“转型”以及应该建设什么类型的“和谐社会”等问题，否则永远都不得要领乃至堕入空谈以及无谓的思辨。

　　本文着重探讨当今中国“政府”应该朝哪个方向“转型”以及能够建设什么形式的“和谐社会”等基本思想原则问题。

　　何谓“政府转型”？

　　所谓“政府转型”，无疑指的是政府转变原来的类型而成为新的类型。

　　然而，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所产生和存在的“政府类型”，从表面上来看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而且，没有一个是从产生以后至今为止就始终保持是某种类型而不转变的。可以说，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迄今为止所产生和存在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在被迫逐步转型，以利于社会统治和发展以及进步等。

　　也就是说，“政府转型”从来都不是问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逐渐变化而必然导致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必然会迫使“政府转型”，以利于社会统治和发展以及进步等。

　　显而易见，问题在于政府如何转型；政府应该朝哪个方向转型；政府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转型等，才能适应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逐渐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的统治现状以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等。

　　所以，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如何转型；政府应该朝哪个方向转型；政府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转型等，才能主动适应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逐渐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的统治现状以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等。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自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允许和纵容乃至鼓励和支持私人经营经济，以及国营经济可以逐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方式以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类型的“私营经济”以及各种类型的国有资本主义经济等，也就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地迅猛发展和极度膨胀起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类型的“私营经济”以及各种类型的国有资本主义经济等的迅猛发展和极度膨胀，必然会产生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实际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的新生“资产阶级”。

　　而“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4页）

　　不管我们能否理解以及是否承认，当今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赖以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6页）

　　而且，也不管我们能否认识以及是否接受，在当今中国社会“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6页）

　　由此可见，无论多么的难以置信，当今中国在建国以后所建立和巩固的“国营经济”乃至整个“国有体制”，实质上属于能够在极为艰难的发展阶段保障和维持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存条件的已经光荣地完成历史使命的现代封建主义经济形式和统治体制。

　　而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极度膨胀以及“国营经济”逐步资本主义化演变而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以及不得不以此为基础而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等，才真正是必将形成的新生的社会统治形态。

　　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演变和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由当今中国社会演变和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决定：当今中国政府必须由直接支配几乎所有社会生产资料统一计划、统一生产以及统一分配的“经营型”政府，转向为“私营经济”和“自由竞争”提供服务和保障的“服务型”政府；

　　必须由通过直接支配几乎所有社会生产资料以及经济活动来支配人民群众命运的“主人型”政府，转向由占有和支配几乎所有社会生产资料的人民群众决定命运的“公仆型”政府；

　　必须由能够以国家的名义制订各种专门的制度和政策来随意制约和干涉社会经济活动和自由竞争的“专制型”政府，转向竭力保障和公平维护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活动和自由竞争的“民主型”政府；

　　必须由能够依赖“国营经济”及其发展与进步为少数人创造特殊的、优越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的“特权型”政府，转向没有条件和权利为少数人创造特殊的、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公平型”政府，等等。

　　以上就是我根据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推论的，当今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转型；如何转型；应该朝哪个方向转型；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转型等，才能适应当今中国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逐渐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的统治现状以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本思想原则。

　　通过如此分析与推论不难看出：从根本上阻碍和制约当今中国政府转型的主要因素，无疑是庞大的“国营经济”乃至以其为基础而建立和运作的整个“国有体制”。

　　因为，只要庞大的“国营经济”乃至以其为基础而建立和运作的整个“国有体制”存在，当今中国政府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直接对其进行筹划和管理并决定其运作和命运等，怎么可能由“经营型”政府彻底转向“服务型”政府呢？

　　再则，只要庞大的“国营经济”乃至以其为基础而建立和运作的整个“国有体制”存在，当今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就是拥有通过直接支配社会生产资料以及经济活动来支配人民群众命运的特权的“父母官”，怎么可能由“主人型”政府转向“公仆型”政府呢？

　　再则，只要庞大的“国营经济”乃至以其为基础而建立和运作的整个“国有体制”存在，当今中国政府就有理由和必要制订各种专门的制度和政策来随意制约和干涉社会经济活动和自由竞争来保障“国家利益”也就是特权阶层的利益，怎么可能由“专制型”政府转向“民主型”政府呢？

　　再则，只要庞大的“国营经济”乃至以其为基础而建立和运作的整个“国有体制”存在，当今中国政府乃至各级领导干部就有条件和权利为少数人创造相对特殊的、优越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怎么可能由“特权型”政府转向“公平型”政府呢？

　　等等。

　　总而言之，在当今中国社会，只要站在保留庞大的“国营经济”乃至以其为基础建立和运作的整个“国有体制”的立场上，那么，有关“政府转型”的所有研讨和主张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纸上谈兵”和政治幻想；有关“政府转型”的所有政策和措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隔靴搔痒”和“扬汤止沸”等等。

　　所以，当今中国政府能否从根本上彻底转型，以便适应当今中国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逐渐资本主义化而发生根本演变的统治现状以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关键在于能否尽快地彻底消灭和消除实质上属于封建主义类型的庞大的“国营经济”乃至以其为基础而建立和运作的整个“国有体制”。

　　而能否在当今中国社会尽快彻底消除实质上属于封建主义类型的庞大的“国营经济”乃至以其为基础而建立和运作的整个“国有体制”，关键在于私营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发展与进步的速度和程度。

　　用眼下时尚的话来说就是：当今中国政府能否从根本上彻底转型以适应社会进步和形势需要以及历史潮流等，关键在于当今中国社会显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退民进”运动的发展与进步的速度和程度。

　　下面再简单说一下在当今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

　　何谓“和谐社会”？

　　顾名思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显然是“人世间处处和人人都能和谐地共存和发展的社会”。

　　但是，“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18页）

　　而“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之间必然会充满各种各样和形形色色的矛盾与斗争，原则上是绝对不可能真正和谐地共存和发展的。

　　所以，在生产的规模根本就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程度的当今中国，建设处处和人人都能和谐地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无疑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政治幻想，客观上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根据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我们现在所能探讨的，只能是如何在生产的规模根本就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程度，客观上还存在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不得不受雇于人或者拼命自谋出路的被统治阶级以及其他根本利益各不相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当今中国社会，努力建设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可以相对和谐地共存和发展的能够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统治原则的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和社会形态的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