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运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事者看来“无疑地形成了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并认为对今日的农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③，甚至有学者模仿当年的做法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试图为当代的三农问题求解。

1．评价

　　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在当时就截然两歧，赞同者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评者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空而无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大批判式评价坐标中，乡村建设运动甚至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帮凶而被痛加挞伐。学术研究回归常态之后，当年的两歧评价依然存在，主要观点也似乎并不比当年更为深刻。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关怀出发，还是以学术求真为尚，这一涉及领域广阔、具有极强实践性，并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官方与民间相为扭结交汇的社会运动，必将继续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必将继续众说纷纭。

2．背景

　　与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和壮大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作为一种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的实践性社会运动，必然有其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3．直接动因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农村“破产”，是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

4．普遍认识编辑

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是知识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强大动力。与当代学者更多地将农村、农民、农业作为“问题”看待，关心“三农”问题更多地出于良知，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其破坏性作用的观念和做法很不相同，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知中，农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④。这一看法有其现实的基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农村社会。30年代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农业所占比重达到90%，因此，认为“国民经济完全建筑在农村之上”⑥。这是就经济而言。在文化上，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要嫁接在乡村这棵老树上，才能发荣滋长。在政治上，新的政治习惯的养成、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奠基于乡村民众的自觉。如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⑦。如果说，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强调乡村的重要性属于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背景的晏阳初最终选择以农村为工作对象，就更能说明农村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份量。

5．精神意义

　　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不应该仅仅将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消极应对的产物，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⑧。惟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

6．发展

　　如果说，乡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逐渐汇聚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的话，那么，它的源头的涓涓细流却发源于不同的时间，也曾流经不同的区域。据统计，20世纪 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诚如梁漱溟所言， “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⑨但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则是这些团体和机构的共同点。

7．出发点编辑

　　形形色色的乡建团体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有的从扫盲出发，如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有的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形的根——乡村和无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在近代以来遭受重创，因此欲以乡村为出发点创造新文化，如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有的从推广工商职业教育起始，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有的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乡村自治，以完成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政治目标，如江宁自治实验县；有的身感土匪祸乱的切肤之痛，因此以农民自卫为出发点，如彭禹廷领导的镇平自治；有的则以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为发轫，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然而，一旦人们从各自的入手点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乡村社会中各种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要想改变乡村面貌，非求“连锁解决”是办不到的。如扫盲识字的农民张三，却发现自己仍然与隔壁的“瞎子”李四一样贫穷；政治上的自治组织建立之后，还要培养公民意识；优良动植物品种引进后，如果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销售渠道，就很难获得增值的利益；而如果不进行卫生保健方面的改良，其他工作都要受到极大的影响……等等。总之，随着工作的进展，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由点到面，并逐渐接近。这种接近，一方面是指各主要乡建团体所进行的工作无论以何者为切入点，后来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当时常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即众多的乡建流派最终汇合成有相同内涵的乡建运动。另一方面是指组织上的接近。

8．壮大

　　1933年7月、1934年10月、1935年10月，从事乡村建设的主要团体代表分别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交流经验，讨论问题。参加会议的团体数，由35个增加到76个、99个，出席会议的代表由60余人增加到150人、170余人，可谓规模盛大。会后均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出版。到此时，乡建运动已经蔚为大观。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声势浩大，但那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一千多个实验点，主要是集中在交通相对发达，信息相对通畅，地势相对平坦的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

　　然而谁能想到，与此同时，在中国西南一隅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也正开展着一场别树一帜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它地处偏僻，相对闭塞，在当时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年代，影响力自然不如晏阳初、粱漱溟的乡村建设，但它却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特大的一个。而其主持者，竟是一位实业家、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

　　1927年春，民生公司创办还不到两年，卢作孚出任了北碚峡防团务局局长，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所谓的嘉陵江三峡，是指嘉陵江自北向南的三个峡谷，依次为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当时的峡区，跨嘉陵江两岸50余公里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共48个乡、镇。这里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加上地处四县结合部，属“四不管”之地。因此，这里社会混乱、盗匪横行、农业凋敝、民不聊生。作为峡防团务局，它本是一个维护峡区治安的联防机构，卢作孚却利用这一机构来组织实施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这打破常规的组织形式，本身就体现了卢作孚卓越的创造才能。

　　卢作孚既是乡村建设的实干家，也是乡村建设的理论家。他撰写了《乡村建设》、《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两篇文章，对乡村的地位、教育、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并明确指出，他在峡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宗旨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要把三峡经营成为一个灿烂美好的乐土，影响到四周围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好的乐土”。也就是说，卢作孚虽然身在偏僻闭塞的中国西部嘉陵江三峡搞乡村建设，而他的雄心壮志，却是想为整个中国搞一个“乡村现代化”的样板来，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

　　最引人注目的是，卢作孚还提出了以“吸引新的经济事业”为主的建设方针，规划了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现代化”蓝图。在这个蓝图里，他不仅因地制宜，规划了峡区矿业、农业、工业、交通的发展计划，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作了详细规划。对峡区的教育发展，他要求达到“学校有试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对峡区的百姓，他要求“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对峡区环境，他要求达到“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总之，他要把嘉陵江三峡不但建成“一个生产的区域”，还要建成“一个文化的区域”和“一个游览的区域”，以实现他“乡村现代化”的主张。

　　为了实现这个蓝图，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里，他在峡区修筑铁路公路，治理河道河滩，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农场、电站，创办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医院，规划城区，扩宽街道，绿化环境，建立公园、运动场、俱乐部、报社，开办农村银行等等。尤为突出的是，他在峡区创建了以“中国西部”命名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兴建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现代化纺织厂——大明纺织染厂；建设了川东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短短十几年间，就使峡区的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市政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场”（重庆俗语，即乡镇）建设成了一座海内外知名，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的美丽城市，成为早期中国西部开发的典范。

　　卢作孚认为“中国的弱点只在没有走入现代，没有完成现代的物质建设，没有完成现代的社会组织，没有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去完成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而在中国西部，就更显得落后、保守和闭塞。正因为如此，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与当时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由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主持的乡村建设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在关注和实施乡村教育的同时，更重视抓经济建设，抓现代文明建设。如他在峡区开展现代生活运动，要求“凡现代国防的、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作用有了新发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各机关，到各市场和乡间”,凡是“今天世界的、中国的、四川的乃至三峡的消息，举凡大众应得知道的事件”，都要及时广播出去，让峡区人民知晓；他甚至在峡区民众俱乐部放幻灯片时，亲自手拿话筒，为峡区百姓讲解屏幕上出现的飞机、轮船、火车等。他要峡区的工厂、学校、机关到节假日一律开放，欢迎老百姓参观。卢作孚的苦心，就是“一方面盼望这许多事业成功；一方面盼望乡村里的人们对这许多事业有一种认识，认识生产是应这样变成现代的”。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使嘉陵江三峡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1936年，即卢作孚乡村建设进行了10年时，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来到了北碚。北碚的大变化，使他惊奇不已。他万万没想到“八、九年前，满地是土匪”，“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的北碚，如今竟“变成了安居乐业的福地”。他欣喜地看到峡区里“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为此，他感慨万千，说：“历史是活动的。有许多‘人’昨天是无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尝不是这样呢？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二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专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个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方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他钦佩“现今大名鼎鼎、公认为建设健将的卢作孚先生”，认为卢作孚的精神，“是耐苦耐劳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而又勇于实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家来主持一方的乡村建设，与作为学者主持一方乡村建设的晏阳初、梁漱溟在思维、视野和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他更有经济头脑，更具务实开拓精神。他的建设模式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

来源于以下两个网面：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23RvQXFhT4k0dczQQOwrSZlathcVfHz6VNR1vXT7EnUl4L3Nq5do4rNruJeLr9EfX6H05UjsgyTXuO285bZApa

http://www.gmw.cn/content/2007-02/12/content_5448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