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清是多久前的事，只记得那天两个中国人走出神舟飞船，首次触碰太空，而我歪着脑袋，从公交车小小的液晶屏里注视这一切。

窗外喇叭轰鸣。

“完了，还有四十分钟，火车就要开了。”

公交陷在车的沼泽里，纹丝不动。我的脸贴紧玻璃。

“现在即使打车，也是一样动不了。”

我拽起行李箱，挤到车门口。街边的红墙绿瓦中，一条小道赫然闪现。

“对，打车，走那里。”

我把行李箱扔进门，猫腰钻入出租车。师傅笑：“走那条道也不行，西站前的大马路现在也塞死了。”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失去了很好的城区改造机会。政府放弃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方案。北京，开始在旧城身体上疯长出新城。

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1965年修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同时与之消亡的，还有数十座牌楼等大批古建。1974年北京市允许各单位在自己的用地内自建住宅，不少单位纷纷在各自大院内就地扩张，十二年共新建房屋1100万平方米，大量人口被塞进原本已拥挤不堪的旧城。此刻，万里之外，英国正在实施“大伦敦计划”，将人口从中心区疏散出去；法国开启“大巴黎计划”，转移旧城过度集中的功能。而北京城，犹如一张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

“您看，堵了这么久，要么你下车吧。就只剩这百十米，你走过去也比在车上干耗着强。”

也对。我拉起行李箱，飞奔。

“还剩二十分钟。快的话，还来得及。”

“但一般是提前四十五分钟检票进站，提前十五分钟就不让进了。那就只剩五分钟。”

我扯开羽绒服的领扣透气，边心里盘算。

终于奔到西站对面马路，视野朦胧，望过去，我愣在街头。

黑压压的，全是人。

我想起上次送父亲来这里，他一路叮嘱多次：“别看现在人不多，等你放寒假回家，一定至少提前四个小时出发。”

父亲是先知。

大厅里，有些人似乎已经买到票，慵懒的或靠或蹲，或坐在大蛇皮口袋上聊天嗑瓜子，或索性在门口广场前摊开塑料布，堆好行李，枕上箱子袋子衣服睡觉。更多人拥在售票、改签窗口前，不时仰脸瞄时钟，又皱眉，瞅着前面长长的队。

烟味，汗味，泡面味；咳嗽声，电话声，小孩的哭喊声。我续在人群最后，书包挺在胸前，两腿夹紧行李箱，手按住裤子口袋里的钱包，给家里拨了个电话。

春运，友邦人士半开玩笑称为“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活动”。

一九五四年，政府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一九五七年，国务院首次专门指示春运工作，春运已为阵痛。大跃进运动开始，舆论标榜“春节坚持劳动”、“能不回家就不回家”，阴差阳错的解决了春运难题。直到一九八零年，春节放假制度全面回归。一九八一年前两个月，客运已达一亿两千万人次。而一九九九年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公布，春节与前后双休日拼合，扩张为七天长假，春运规模逐年创新高，春运成为几乎每个人共同的记忆。

“晚上七点，往成都方向，过路车，只有站票。你要不要？”

我捏紧这张站票，顺指示牌，来地下一层。找到检票口，我翻出两个塑料袋，盘腿在地上。要从晚上七点站到中午十二点，现在不得不养精蓄锐。

捱到六点十五，人群终于再起骚动。人们拽上大包小包，挟起昏昏欲睡的小孩，一起往前拥。站台上，火车困于人海。我伸长脖子，寻找车厢号。“8号，8号……”。我挤上车，已无法再往前靠一步。好歹把箱子塞入行李架的夹缝，倚座椅，抱紧书包。

车启动，靠窗的人，都往外望。车厢暂时平静。不久，买卖瓜子饮料的小车，硬是推开一条道，几乎是从人脚背上掠过。人们翻出牌，摆上桔子、花生等零食，抄起小刀给孩子削个苹果，车厢终于回归集市般的喧闹。

我从包里掏出书，刚看了一会儿，背后有人拍我的肩：“喂，你是学生吧？”

我回头看，一个瘦小的男人对我笑。脸灰中泛黄，眼睛小，睫毛倒很长，一眨一眨传递善意。

“你来，坐坐吧。”他往里挪挪，腾出一小块地方。“你们学生都是买卧铺，最差也有座。你撑不住的。”

我也笑，抱书包坐下。这一圈围着的人，脸都一色灰黄，有几个胡子拉碴，还有几个头发又直又长，刺猬一般。

“看来你没有买过站票。这八号厢离餐车最近。一上车，你就该挤到那边去，环境好，还不用站。”

“这人是老江湖。”我心想。

“你去哪儿？我，湖南。他去四川，终点站。”小湖南指指旁边靠窗的人。这兄弟脸颊上满是深黄的雀斑，一直没看我，只是望向窗外。

“外面黑蒙蒙的，有什么可看的？”我心想。

“你还好，明天上午就到了。我是下午。他到四川要三十几小时。”

“三十几小时？吃喝拉撒都在这污浊的车上？怎么受得了？”我心想。

小湖南看我发愣，笑着摆摆手：“我们都习惯了，能坐车回去已算不错。前几年，买不到票。能买到票，工地又忙得很，春节也回不去。”

改革开放后，急剧的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农村由于承包制而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力正好填补这一缺口。农民离开故土，离开家人，来陌生的城市打工赚钱。他们吃苦耐劳，极易渗入“脏、累、社会地位低下”的行业，建筑业、采矿业、环卫业率先被撕开缺口。

而北京是他们首选的目标之一。

以旧城为核心，北京建立起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为大多数外来务工的人承担居住功能。这些城市的“孤儿”必须早晚拥挤于城郊间的交通之中，钟摆式的流动，生活固化为两点一线。

“你呢？是回家吧。”小湖南问。

“放寒假，当然回家。反正我没感觉。回家也是吃好睡好，比在学校舒坦而已。”

“你说的倒轻巧。我五年前来北京，只回过一次。他们也差不多。”小湖南又指了指旁边一圈人。“我有个弟弟，现在才初中。地少，粮食又贱，供不起两个人。我初中毕业，过两年就出来。”

“可以种点其他赚钱的啊。”

“人均才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但收成都不够养家糊口。”

“你弟弟现在还读书吗？”我问。

“快毕业了。先在家里干活，估计以后也和我一样出来。”

“那地不就荒了？”

小湖南呷了口水：“这个倒不必担心。原来有可能。现在国家免税，很多人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

“家里还有谁？”

“我爸去年也去深圳打工。我爷早就去世了，除了我弟，只剩下我妈和三个老人。”

“怎么不把他们接过来？”

“做梦吧，”小湖南笑，“老人不能干活，出来干嘛？我妈倒可以，但她走了，谁照顾老人？”

小湖南又指指对面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说：“要么就像他这样。五十多岁，即使干不了重活，也能帮别人打扫卫生。每天早晨6点半到11点半。”

年级较大的人似乎和小湖南挺熟，只是一笑，拉了拉旁边的妇女，说：“这是我老伴儿。我们年纪大了，跟不上时代，但胳膊腿都能动。北京挺好的，有好多这种打扫卫生的活儿，一年到头都可以不歇着。我们老家，这种事就找不着。”

2013年中国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接近3亿人，农民工约2.6亿人。其中在城镇购房的人数占比仅为0.6%。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只能做候鸟，每年定期地在原籍和打工地之间来回迁徙。留在田里种地的，原来还是一些无法外出打工的妇女、老年人和半大的孩子。后来，成年的妇女也出去了，再后来，留守儿童的问题太多，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把孩子也带了出去。

城市享受农民工带来的 “人口红利”，而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壁垒，一开始就宣告：“这里，你们永远是异乡人。” 农民工逐渐明白一个事实：“城市，只是自己讨生活的地方。”他们变得本分、安分、守成，他们认同自己的归属，不再抱怨。同时，竭力抑制他们的下一代，也许是第二代农民工，不要有非分之想，老实接受命运的判决。

小湖南见我若有所思，一句话不说，赶忙转移话题，问：“你刚才看的什么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讲什么的？”

“咱们国家过去的政治制度，还有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这个我知道，封建专制，初中课本里有讲。”小湖南眉头一展。

“没这么简单。比如唐代有封驳制。某类大臣有这个权利：他们觉得皇帝的命令不对，可以驳回，让皇帝修改。具体来说，就是‘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

我也喝了口水，继续说：“所以，很多时期，特别是汉唐，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的。文官集团是制衡皇权的力量。”

出乎我意料，小湖南仿佛很有兴趣，旁边几个工友也抬头盯着我。

“再比如你身上这件衣服，你交了税。你为什么交税，因为你要享受政府的服务。”

“是吗？可我只看到标价啊。”小湖南眨眨眼。

“这税就藏在标价里，你当然看不到。但你想想，别的不说，我们一路上的马路，车站，轨道，车厢，都是国营的，哪一个都需要钱来建。钱怎么来？税啊。”

“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事，也不容易。你看，神舟都上天了，不容易啊。”小湖南手支着脑袋，挤出一点笑。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北京这么久，缴了和本地人一样多的税，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样，享受平等的居民福利？”

“这……”小湖南一时语塞。其他人倒跟着笑了起来。

我继续讲。从汉唐讲到明清，从井田制讲到租庸调，再讲到一条鞭。小湖南突然站起来，抖抖衣服，腾出座位，边笑对我说：“我坐累了，站站听你好好讲。你往里坐，位置大点，舒服。”

窗边的四川小伙儿始终没扭过头，最多侧过脸来，喝几口水，似乎周围都与他无关。我时不时瞟了几眼，小湖南见状，小声跟我讲：“他正烦着呢，别惹。”

我抬头看看小湖南。他坏笑：“家里给他找了个对象，在四川老家。他这次回去，就是要相亲结婚。”

我不解：“这不是好事吗？”

小湖南说：“他在工地干得不错，刚提拔成个小头头。可这回倒好，这要在老家结了婚，别说继续干，就是能不能出来也难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家天下的观念，延续至今。 “中国两千多年都是封建专制国家”竟成为共识。限制皇权、权力制衡的事实与传统，从教科书中抹掉。自然而然的，面对不平等、非正义的事件，民众养成了一个习惯：期盼青天大老爷，期盼百姓父母官。但是，官若是父母，又何谈平等正义？

所以，出人头地，有权有势，成了大多数人尤其是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宋朝，被张载演绎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言之凿凿，格物求理，不如说是格物求利。视人欲为洪水猛兽，背地里蝇营狗苟摆弄假道学。

于是，人最本真的亲情、爱情被包装成“孝”、“节”等术语。人越来越难以示“爱”，难以言“情”。命运被别人安排，自己却越来越不识自己。

“过完年，我也不去北京了，”小湖南又坐到我身旁，“我爸在深圳给我找了个对象，也是老家过去打工的。听说那边工地更多，不愁找不到事做。”

我困意渐浓，再也不想说什么。小湖南弓腰，前后望望，对我说：“你再等等。看到旁边的柜台了吗？在那里补票。等到了下个站，有人下车，有卧铺空出来，你就赶紧去补一张。你是熬不住整夜的。”

果然，凌晨两点多，我补到了卧铺。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抽出箱子，书塞进包里。小湖南扶了扶我的胳膊，往外挥了挥手，示意我快去睡觉。我回头瞄了一眼四川小伙子，他终于靠在玻璃上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