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系当然需要制度，就像市场经济需要法治保障公平交易；计划经济的计划也需要制度保障或约束（例如审批制度等等）。不管是什么经济都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作为支撑。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是应对目标的支持和约束，这里面就有一个“公正性”问题。无论是哪个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都有一个博弈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制度要适应情况的变化”，于是就有了“计划没有变化大”，于是就有了“先行先试”，于是就有了没有公平法制约束的“合法依规”等等。实际上这一切恰恰反映了制度本身的缺失。因此，制度的法制性和程序性就因该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最可怕的是制度的产生和执行的程序性出了问题，这就使制度的来源和和执行嬗变成随意性“制度”。例如我国ZF长期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这是典型的“统治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的主张）也是不相符的。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所谓“深水区”都是制度出了问题或者制度存在问题。例如，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长盛洪的估算，由于设置进入壁垒和价格管制，中国电信行业2003年-2010年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在846亿元至4417亿元之间；石油企业少缴纳的租金约2881亿元。 “2010年，中国不完全累加的因行政性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共约11244亿元。”盛洪说，这是没有对应产品和服务的货币量，必然带来通胀压力，“具体地说，会带来1.7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于当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的54.8%。”盛洪认为：“ 由于公权力作为行政性垄断的构成因素，以及政府部门在行政性垄断的形成、维护和强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在行政性垄断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造成损害的同时，相关行政部门和公权力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和破坏。”经济学是关于社会经济的系统学科，制度是社会架构的“连接器”或“固定器”，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架构就有倒塌的可能，尤其是主要架构首先要保证不能出问题。因此，中国改革的制度经济学最应关注的就是如何解决ZF的自由裁量权问题。例如，“四万亿救市”问题，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有这莫大的财政权力。这四万亿的用项更是不得其解：不到两个月就出台了8个“振兴规划。于是乎，央企就像“天下掉下一个林妹妹”——钱多的都不知道往哪花。与此同时。我们的民营企业却由于流动短缺而不敢接单。再如，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一出台，各地“一哄而上”，连香港和台湾的餐饮店老板都跑到内地来办光伏发电企业，这些企业没有技术，不懂管理，有的连光伏发电的光电转换率都不清楚是多少。末了又是一个“一哄而下”。原本的基本农田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残砖乱瓦，这个问题是不是与“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也有关系”？这是不是制度经济学该关注的事我不便说，问题是现在我们的主流经济学人关心的似乎更多只是经济架构的一些末梢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肯定是不行的。邓小平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改革的初期就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我们的制度经济学如果总是喜欢绕开“深水区”“走捷径”，喜欢烧概念，泛泛而谈，那么这样的制度经济学也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了。改革的理论从哪里来，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哪里，这似乎是学者们最值得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