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请马克思、恩格斯来当中宣部部长,也不能对所有学术问题
做结论,在学术问题上,还是要百家争鸣!”
这是我在“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的“回忆录”里,记载60年前的一段往事。
事情发生在1955年。在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中,范文澜和郭沬若“两位前辈史学家在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上,有着不相同的见解。范老认为自周朝以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而郭老认为始于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时期。为了探讨这一分歧,中宣部科学处便将他们两位请到中南海,由胡绳同志主持了一个小型的交换不同意见的座谈会,他们两位各自讲了有关材料,后来分歧越来越大。范老于是说了一句:‘中国在什么时候进入封建社会,这在毛主席的著作里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明确讲到,自周朝以来,中国便进入封建社会。’郭老也就反驳说:‘是不是中央已经就这个问题做了决议?如果做了决议,那我就不再争下去,否则我还要坚持。’胡绳同志急忙调解说:‘你们两家都不要以毛主席的话为根据’。”
“后来中央宣传部把他们两位的意见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请马克思、恩格斯来当中宣部部长,也不能对所有学术问题做结论,在学术问题上,还是要百家争鸣。郭老和范老的这场争论,就成为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背景材料之一。我只是座谈会上一名旁听者。从我当时的内心深处来说,却认为范老一定是对的,郭老一定是错的,原因是毛主席的确曾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里明确指出,‘自周朝以来,……’。直到60年代,我兴之所至,读了郭沬若所撰写的有关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等一系列著作,才恍然认识到郭老的意见其实更为有理一些。郭老依据的是地下发掘的甲骨文、青铜器,而范老依据的是史书如诗经等上的记载。同时在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里,也把“自周朝以来”的那句话改成了‘自周秦以来’。可是,这一字之改,就上下移动了800年!”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在这里记录的这段故事丝毫也无意重申我的学术见解。我只想通过上述事例,说明“时代的思潮”。毛主席说,共产党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反对党八股》)。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革命’的,是很难‘拿稳’马克思主义的。中宣部科学处的一段生活是丰富的,它使我们见识到,什么是‘高明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冒名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在现在又将这段回忆中记载的毛主席讲过的“不见经传”的话又请了出来?第一,“在学术问题上,还是要百家争鸣!”这是解决学术思想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第二,即使学术思想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不可分割”,它仍然必须首先在学术问题上分清是非!决不能“用大帽子吓唬人”。现在在高等学校里,确有一些教师在学术上以及政治思想上深陷新自由主义思潮。于是一些人主张“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老师队伍”;而南开大学龚克校长说,“这个我不能同意”。我为龚校长叫好。
为什么我会无条件投“完全赞成”票?因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常常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学术问题,就是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而学术问题未能科学地解决,与此联系的政治问题也就很难“真”的解决。历史经验证明,“以力压人”,总是“压而不服”,一旦时机适当,必定反弹!所以,真正解决那些和学术问题相联系的政治问题,只能用“说理斗争”,“以理服人”的方式来解决。有些“分歧”暂时不能解决的,只好请争论各方各自保留自己意见,留待今后解决。
拿本文介绍的范老的“话语”来说,范老显然在论据上有点敌不住郭老的批评和反击。地下发掘的记载,显然比诗经上记载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更能说明封建社会‘何时’进入中国社会。不过1955年的何祚庥并没有听懂,而胡绳同志当然就比我更“高明”,他其实已经是知道这里的是非曲直了。正是由于范老在争论中居于下风,于是就抬出毛主席说,‘……’。郭老当然也是富有政治经验的。他深知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我见到郭老撰写的一篇回忆他和斯大林见面的文章。他就向斯大林请教“中国的奴隶制始于何时?”斯大林当然不会草率地回答。斯大林就回答说,“这要深入研究”。(我一时查不到原文,现在只凭记忆谈一个‘大概’。)所以郭老就回答说,“是不是中央已有了意见?”当然,既然连斯大林都说要“深入研究”,那时中共中央就不会有什么正式的意见。胡绳同志于是急忙出来说,你们‘两家’都不要以毛主席的话为根据。——我当时还纳闷,郭沬若并没引用毛主席,胡绳为什么说‘两家’?现在想起来,他其实更不希望郭老再扯出斯大林!在政治问题上,胡绳当然是比我‘高明’多了。——最后,当然是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然是知道斯大林会见郭沬若的全部过程的。郭老也一定会向党中央、毛主席详细报告斯大林接见情况,包括知种细节。所以毛主席看了双多争论后,立即说,“请马克思、恩格斯任宣传部长,也不可能对所有学术问题做结论。”而因此,毛主席又说,“在学术问题上,还是要百家争鸣!”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可那时坚持教条主义思想的某些苏共中央领导人,就是不认同毛主席所说,“对学术问题还是要百家争鸣”。理由是:这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
连“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能对所有学术问题做结论”!至于那些只知死啃书本,食而不化,死背教条的“冒名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就更谈不上对学术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做结论”了!
马克思主义怎样重新占领学术思想阵地。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这要一个、一个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有些领域可能还要发展一下马克思主义。
有些领域,如经济学,就更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做深入的新的再研究。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就说,“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又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次七一讲话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86页,第343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有意思的是,江泽民做了上述重要讲话后,却迎来中国一大群‘马克思主义’者曲折而婉转的批评!其中有不少人也就是当今高喊要重新占领阵地的人士。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占领学术思想阵地。这是我在年青朝代就受到的教育。问题是,那些高调责怪基层党委没有做好工作的领导人,你们是否真正知道,近年来所以屡屡丢失阵地的真正原因所在?为收回阵地,你们现在又做了多少准备工作?
你们是否知道,王明、博古,现在知道还要加上李德等,一些历史上著名“左”倾机会主义者,多次主张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毫无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贸然进攻大城市,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全面失败的重大历史教训!
毛主席多次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我的质疑是,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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