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事件，也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国际性的又是全方位的，这大概是90年代最为重要的事件了。制度变迁和体制演变使得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制度理论和组织理论的研究兴趣出现了复苏，一些新的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经济学领域产生的共振（周立群1998）。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自上世纪上半叶就以东欧社会主义的思潮发端开始其中以兰格——勒纳——泰勒定理最为出名，进而引出对新古典经模型的质疑。对此，斯蒂格利茨说：“我所要(间接或特意地)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中的新古典模型在传播和延续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共存的体制，在诸多社会主义模型中位于中心地位。在我看来，如果说新古典模型(或者其前身)对经济本身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社会主义确实有机会获得成功。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使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化为泡影，同时也对标准新古典模型提出了质疑。”
       1、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指出，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在标准信息假设中，轻微的不均衡变化将彻底改变标准模型的所有重要结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的和不完全的，同时人有时会犯错误也是合理的现象，这一切都是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描述经济运行仅仅局限于运用价格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与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新古典模型并不能为市场体制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一旦将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分析之中，就很难得出市场是有效率的推论。“ 我发现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这一点对于跟随我工作的人来讲是不足为奇的。在我早期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我曾经指出标准信息假设方面的轻微变动，将彻底改变标准新古典理论的所有重要结论：因此这个理论最终是站不住脚的（斯蒂格利茨）。”
                                          
      2、兰格以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标准”为基本分析工具，在吸取了市场有助于实现经济均衡的思想，以及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均衡和高效率增长的运行模式，设想了一个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又是完全竞争的模型。并在这一理论假定的框架内，讨论了社会主义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经济机制。
       兰格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就必须和竞争市场一样，既要考虑主观均衡条件，亦要考虑客观均衡条件。主观均衡条件包括消费者的主观均衡条件(在消费支出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消费利益的最大化)和生产者的主观均衡条件(生产企业的经理可能实现在既定产出情况下的最小化成本)两个方面，为此，企业不仅必须按照满足平均成本最小化的要求进行要素组合，而且还必须根据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原则决定产品的生产规模。客观均衡条件就是要形成一个均衡价格，以便使主观均衡条件的两个方面既能得以实现又不相互矛盾。对于如何像竞争市场经济中那样自发地形成计划价格这一问题， “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之上，在兰格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中央机构的活动范围则局限在确定价格上。兰格认为，可以依靠价格体系和观察过度需求来提供充足的信息，并通过“试错法”来建立瓦尔拉的均衡价格，或至少接近于这种价格。
                                                                                         吕薇洲著,市场社会主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01月第1版
      注：兰格曾长期担任波兰共产党政府的高级职务，是市场社会主义先驱者之一。   
     3、励机制的问题。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十分重视激，他们在充分借鉴资本主义微观激励的经验、克服传统社会主义软预算约束弊病的基础上，探求了市场社会主义微观激励和革新动力的获得问题，并设计了众多的解决微观激励的方案和手段。传统的认识是，拥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提供给革新者以强烈的激励；而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企业一直由国家所有，尽管价格是由市场或国家、或者是二者的结合所决定，但这都没有利益机制促使企业去革新。在实际中，资本主义在革新方面尽管存在低效益，但它已经显示了较高的革新能力。据此，米塞斯、哈耶克派从理论层次上 提出了一个反对社会主义(既指“国家社会主义”又指“市场社会主 义”)的主要论据：缺乏私有制就缺乏革新的动力。（张志忠）
       斯蒂格利茨指出：早期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对激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物价当局定价之后，经理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经理们被要求这样做并且他们也照做了。没有考虑到经营激励是市场社会主义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在分析市场经济有效性时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每一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他们对出售商品的价格和购人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接受而无能力去改变它们。

     4、对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结果的分析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委托一代理”理论作为一个分支，被认为是有力地支持了50年代强调经营自主权的研究成果。  (例如March and Simonl958，Mar-risl964)。该理论证实，在存在信息成本的情况下，股东对经理的控制是有限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察家甚至在30年代有关市场社会主义大论战之前就注意到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Knight 1921，Bedel926，Bede and Meansl932)。如果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那么许多个人直接占有股份和全民占有股份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区别。 继“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之后，在东欧和英国理论界产生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主要包括“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导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或分权模式，捷克经济学家锡克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移植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协调模式”④，以及在这些模式基础上，英国经济学家诺夫提出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尽管这些模式之问亦存在有细微差别，有的强调计划，有的偏重市场，有的提倡计划与市场并重，但所有这些模式都以不同的方式承认并强调指出集中计划的许多弊端，主张用真正的竞争性市场取代计划对市场的模拟，从而使计划和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内有机地结合起来（吕薇洲）。

    5、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在主张以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保障的前提下，设计了各自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合作所有制：这种合作所有制形式的主要特征是，把国有企业或私人企业变为竞争性的控股公司，由它们出资建立合作社。所有的生产企业都应被组织成为工人合作社，它们从外部的投资机构租用或借贷运作资金，资本所有权社会化。市场机制是提供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手段。每个合作社自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方法以及价格等等，它要在市场上通过相互竞争取得利润，而这种纯利润又形成了合作社的基金，工人必须自己确定在合作社内收入如何分配。总之，合作社完全实行自治，工人民主地控制企业而不拥有企业。
      证券所有制形式：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这种所有制形式的代表。这种形式总的特征是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成年居民，这种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互相交换，但不能与货相交换。 按照罗默所言，他的证券所有制形式是由四个“法人”——成年公民、公营企业、共同基金和国库组成。它的具体做法是，为了不使股票最后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造成垄断控制和极大的不平等，罗默设定了两种货币，即现金货币和证券货币。现金货币用于日常商品流通买卖，不能用来购买股票；证券货币只用于购买企业股票。政府在公共企业内把证券货币分给每个21岁的年轻成年人，并允许他们在有生之年对他们拥有的股票进行交易；他们收取持有的有价证券赋予给他们的股息，但不允许他们把股票兑换成现金。每个成年公民都将获得国库赠与的等量的证券；只有用证券才能购买共同基金的股份，而不能用货币购买；只有共同基金才能用于购买公营企业的股票；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是由证券来表示的，它随着股票的供求关系而波动；公民可以自由出卖其共同基金来换取证券，再把证券投资于其他共同基金；最后，企业可以用证券与国库交换，获得投资基金，它也可以用货币从国库那里购买证券。证券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兑换成货币。共同基金拥有了企业的股票，就可以获得企业的利润。公民拥有了共同基金的股份，就能获得共同基金的收益；公民去世后，其共同基金的股份必须卖掉，证券的收入要交还国库，国库再向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赠与证券。
       集体所有制形式：施韦卡特在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反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平均主义，反对设计股票市场，因为他认为并不一定需要通过股票来实现公有制。他主张，企业的财产要归全社会所有，工人并不拥有企业的财产，而必须为它们使用了社会的一部分财产而缴纳使用税；国家的基本财产要成为集体的财产，国家也不拥有企业的财产，从这些财产中获得的税收应专门用于新的投资。  工人虽不拥有企业的财产，但他们能够对企业进行控制。具体的做法是，每一个企业都是民主管理的，工人合法地拥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企业经理的权利。对经济民主下的企业而言，这一模式是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私人财产。一个企业不是由它的工人所有的物，而是由他们控制的联合体。最终的权力属于企业的工人，尽管除小型企业以外。在所有企业中，工人将选举代表以组成工人委员会，再由委员会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总之，这种集体所有制形式强调工人的自我管理。
      资本的社会化和公有化形式： 阿诺森(Richard J．Ameson，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San Diego学院的哲学教授）指出，公有制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集体或个人对某些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拥有”，而是要实行资本的社会化和公有化。即“市场社会主义容许来自劳动市场的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但不允许来自个人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分配”②。    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扬克甚至把资本的公有化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认为，“许多保守主义分子宣称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这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在2l世纪将有其自己的未来，但这种可能的未来将取决于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成生产资本的公有化”。 所以，扬克主张，必须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大规模经营的私人所有制企业转为公共所有，实行生产资本的公有制。公有的目的就是，去消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息资本所有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这个经济改造过程也称作“社会主义化”过程。“社会主义化”的目的是使财产收入的流动反映各式各样的社会成员对经济生产所做的独自贡献。但是，扬克也指出，并不是各种形式的私人所有权收入都转为公有。因为还存在一些例外的情况：小型私人企业和企业家(不是资本家)自己经营的企业不在改造之列，只要这种企业中不存在单靠资本所有权收入获得利润的资本家，无论它们发展到多大的规模，也都允许其存在。当然，如果经营这些企业的人自愿让渡，将其卖给公有化的企业，社会也是乐于接受的。这种社会化的公有制转变绝对不等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强制性地把企业的单一赢利动机转向广泛的社会目标，而不是基于资本所有权收入的不平等分配。而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转变则仍然使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充分考虑资本所有权收入的平等分配。
                                                                      张志忠著,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  模式理论与评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6、如果市场经济如其推崇者所言的方式运作，则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市场必然存在。目前(竞争性)市场经济模型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存在一套完备的市场体系，无论你对市场经济持何种观点，该模型都为你提供了一套知识基础。其实，这个假设比初看起来更令人不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市场”，如钢铁市场，劳动力市场，证券市场，农产品市场，等等，然而这些市场都是不完备的，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数量远不如竞争性模型所要求的那么大。而且大多数市场并未按标准模型所要求的方式进行组织，这种方式是指拍卖者竞拍直至市场出清。由经济学家提出的基本市场模型已为人们普遍认同。它至少为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方式提供了近似的模式。然而对于完备市场体系的假设则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也就是说不仅现货市场是必需的，同时期货市场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期货市场，例如人们可以在今天对3或6个月之后的小麦或谷物进行交易。但是对于大多数商品和服务来说(不仅限于几个月之后的农产品的期货交易)，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期货市场。这样的期货市场对正确地进行投资是至关重要的。鉴于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对投资进行分配和协调的功能，自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寻找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在缺乏完备市场的情况下。价格是不能发挥协调和信息功能的，而这种功能对于市场的有效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厂商都必须对未来价格的走势进行预测，而这种预测则部分取决于其他厂商的行为，同时其他厂商也尽量使自己的行为对对方保密。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并不存在协调投资决策的机制，恰恰相反，市场经济在激励人们去为这种协调设置障碍。现实中，这种失败的例子很多。有时进入一个行业的机会很多，而有时又太少。实际上，尽管政府想通过有限的干预(指导性计划，如法国)为厂商提供必要的信息。但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厂商并不愿意将其真实计划公之于众(有时，某些厂商会使用计谋以提供虚假信息)。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以理性预期分析为基础的假设都是靠不住的。因此，既不存在唯一的理性预期平衡，理性预期平衡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的状态，除非在严格的条件限定下，才可达到最优。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即使存在收敛于稳定状态的唯一途径，也没有理由使人相信在缺乏不确定期限的期货市场的情况下。经济运行将“选择”此条途径。经济学家试图说明市场经济(存在理性预期)是有效率的，并且将沿着收敛于稳定状态的(唯一)途径运作。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并不以哈恩等学者提出的结论为基础。这些问题仅仅是被忽略了。他们假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每个人都在无限的生命中追求效用最大化。个人确信横断条件会得到满足，同样人们断言经济运行条件也将得到满足。人们往往忽略了完备的市场体系需要不确定期限的期货市场这个事实。简言之，或者是因为在缺乏期货市场的情况下价格体系对于像投资这样的未来导向型行为不能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或者是因为更微妙的原因，在缺乏不确定期限的期货市场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将表现出动态波动性。因此没有理由相信既然存在理性预期，市场经济就会收敛于稳定状态，也没有推论可以说明市场是有效率的。对于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人来说，上述分析显然是在暗示：对于市场社会主义，政府对投资分配的调控是必需的。
       完备的市场体系不仅需要短期的期货市场，同时也需要不确定的更长期的期货市场。当不具备这种不确定的、更长期的期货市场的时候，经济可以以一种局部暂时有效的方式开始运作，——这种方式以一般的理性预期的途径，使全部资产获得等价回报(资本收益加上租金)——只有在更远的将来，这种经济的无效性才会显现出来。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

     7、对于经济学的贡献，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质问：试问：  “经济学对这些讨论将做何贡献呢?”我认为这远不能局限于对轶事性证据的详述和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崇拜。这些“定理”是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一定比社会主义优越呢?或者说，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否一定能提高其效率呢?这些分析结论是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这特有的平衡及政府和私人成分的作用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呢?实际上所有成功的例子都实行了涉及庞大政府的混合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那么经济科学对这些问题将给我们些什么启示呢?对于经济理论家来说。社会主义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一种常被称之为理论信息方法的新模型得到了发展。  (该模型被简称为信息模型)很明显，该模型与上述问题是相关联的。该模型也为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Ⅲ和宏观经济学提供了视角。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新福利经济学]，一种新的厂商理论，对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功能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方法。同时，该模型能使我们深入探究像激励结构的设计这样的传统问题（斯蒂格利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