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经济转型的经济学家不务正业

现代意义的经济学是从商品社会开始的，也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它驳斥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即来自于流通，建立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土地与劳动才是财富之母，这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金银货币不是替代衣食住行，人类的财富更多地要靠劳动，而不是大自然的垂青，它再一次让经济学回归到重农主义。

经过马歇尔的数理打扮，经济学优越于其它社会科学，变得更为让人可信了，但是，大萧条摧毁了这一古典信条，因为，市场不是均衡的，瓦尔拉斯的论证谬误来自其形而上学的静止假设，自动均衡正如一个奔跑瞬间的快门定格，经济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被轻易地假设掉了。

凯恩斯试图挽救这一困局，因为他观察到在大萧条期，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都处于闲置状态，厂商由于对未来的盈利预期悲观而纷纷拒绝投资；甚至如同辜朝明所言，由于债务的压力，导致了资产负债型衰退；而持续下跌的物价更是加剧了费雪的债务紧缩。为了将衰败的经济从流动性陷阱中拉出来，凯恩斯将ZF推了出来，要它扩大投资，为市场主体创造利润空间，增加就业机会，于是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

然而，凯恩斯主义尽管开始从宏观利润空间角度观察经济系统，但并没有改变投资模式，因为ZF投资与市场主体投资一样，无法避免亏损的命运，于是，ZF债务高企。

后来，人们发现了借贷消费，按揭贷款，于是货币宽松成为一时的稻草，在失去外需顺差的情形下，债务拉动成为必然，于是，潜伏在市场中的过剩资本，也就是热钱，蜂拥杀入房地产、钢铁、煤炭，以及贵金属、原油、粮、棉、油等大宗期货，制造了资产泡沫，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企业的销售收入本来就弱不禁风，成本增加的压力迫使其减产保价，但减产势必减少工人收入，进而减少消费支出，于是企业只有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滞胀型衰退。

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危机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而货币在长期看是中性的，其潜在含义是产出是刚性的，然而，人类经济从自然经济进化至商品经济，货币已经从一般等价物变化为利润的替代物，它同时也从黄金这种无序供给替代为央行统一发行的纸币，尽管纸币本身没有含金量，但是由于它只有一家发行，且需要还本付息，企业要进行生产必须依靠借贷货币，因此，企业的生产目的也由自然经济的追求自我消费的增值转变为货币的增值。货币主义者将大萧条归咎于ZF错误的宏观调控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市场中有正反馈，在经济繁荣期，资本泡沫越催越大，有引发恶性通胀的危险，必须加以干预。但是，由于市场本身内在的脆弱性，紧缩却极有可能触发系统崩溃，这契合了新宏观的结论——通胀中有通缩的危险，通缩中潜伏着通胀。因此，弗里德曼与其谴责ZF，不如内心自省，反思经济学的非科学性。

然而，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的生产目的这一重大转变，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追问：剩余价值到底是实物利润，还是货币利润？显然不是实物利润，因为资本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自我消费和库存。

既然是货币利润，那么应该进一步探讨它来自哪里？马克思简单地认为；来自流通交换领域，显然，这是不负责任的。需要进一步追问，交换领域的货币又来自哪里？

当然是来自消费者的工资收入，而工资收入又来自企业投资本身，因此，企业的货币利润来自其贷款！

由于有中间加工商的利润与消费者储蓄的货币漏出，企业的货币性投资必然亏损，尽管它有大量的库存，也就是实物利润。

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得出该结论？因为他没有进一步追问，没有从宏观系统角度出发，而只是从个别的竞争优胜者的角度断言资本家整体是获利的，或者剩余价值全部实现了。但是，这个结论是轻率的，因为如果剩余价值全部能实现，那么就意味着资本家的库存全部卖出了，也就不会有倒闭失业浪潮了，从而经济周期不会出现。

研究经济首先要从正确的方法入手，也即将变幻万千的经济世界划分为两条线，一条供给线，一条需求线；供给线由资源、劳动力、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决定，需求线则有货币、成本、利润、债务等决定，目前滞胀、债务危机、经济周期、节俭悖论、储蓄难题等重大经济问题受需求线的约束更大，而它与货币的发行方式息息相关，债务货币迫切需要改变，新宏观的储备需求指明了方向。

即通过央行购买重大公共品，社会公众免费使用的方式实现消除债务、滞胀、经济周期，实现顺差替代，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资本主义为什么此起彼伏，兴衰轮动？或者说，不能持续地增长？根源就是于经济周期，在于经济系统内在的不稳定性，它迫使经济体在经历长周期的快速增长后必须向外产业转移、资本扩散，进而使世界范围内经济体趋于平凡化。

人类经历了多次技术浪潮，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互联网与物联网，但是，经济周期从没有因此而改变，仍然不期而至。

经济学家将重大的经济问题归结于技术变革或转型，当然是不务正业，因为技术进步是科学家的主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