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柴静的一部穹顶之下，直视中国雾霾问题，迅即引爆了各类电子媒介的点击量，它让我们不得不思索一个困惑很久的问题，在健康、环境和自由、财富之间，什么才是幸福，我们追求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媒体舆论显示出对于该片真相、观点的不同意见或质疑，彼此立场针锋相对。笔者愿意站在经济学角度上，谈谈心得，抛砖引玉。

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我们叫做宏观经济学，它探索的核心问题是整体经济发展。当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它体现在了资本家对于利润的穷奢极欲的追求。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虽然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是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但是它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利润率。

那么利润率和经济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对经济发展我们通常用一个硬性指标进行衡量，即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GDP，它就是我们一年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简单的看，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劳动者收入，一个是资本家收入，后者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或者利润率都是表达预付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大小，但是前者是劳动者自身的效率，后者是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两者不是一回事，这里不展开了。

这个利润率的作用，在于控制经济平衡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的利润率将是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它意味着企业原来有多少人，那么来年就会在这个基准下按照一个共同的比例增加多少人。因为所有的企业人数增长率是一致的，所以原则上讲每年每个企业生产的产品总数增长率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也应该是一致的，当然这是指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由于存在不同的制造周期，不同行业的投入产出步调是不一样的，劳动力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也不会完全一致。由此我们看到，所谓的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企业的规模的增长，也就是企业在进行自我复制。这样传统类型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求劳动力保持同等的增长速度。很多人讲，我们不能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其实投资和经济增长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投资，这个社会不过是从事简单再生产，哪里来的经济增长呢？

为了追求一个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我们要追求较高的利润率，产业要尽可能简单，产品也要尽可能简单，通常我们会选择产业的低水平、重复性扩张；另一方面，这个社会还要有劳动力的足够储备。这个时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增长完全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社会没有这么多的富余人口，或者说我们社会不追求一个较高人口繁殖率，那么经济增长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社会如果不追求经济增长，那么它还能追求什么呢，这个社会还会有进步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实际上追求的是数量增长，这种高水平的数量增长，只有在短制造周期的低端产品身上才能实现。它的意义在于快速吸引就业，本质上就是对产业进行平行复制。你给这个企业定下什么标准，这个企业就在什么标准下进行复制。如果你不做这个方面的规定，那么这个企业一定是以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复制。该记录片似乎隐含了对国有制企业制度的抨击，这并不客观。无论是国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企业目的就是追求利润。我们不能怪中石油或中石化不愿意提高油品的品质，企业执行一个较低的行业标准是市场本能。错误在于我们让一个企业去制定国家环境标准，政企不分。

质的变化和进步实际上不是单纯的数量关系就可以概括的。它包括两个方面，效率和品质的提升，我们以效率为例。假设这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是10%，企业全部用来投资，就会增加10%的社会就业。如果我们进行平行复制，产业结构不发生变化，那么全部产品总数增长10%。如果我们进行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了10%，那么全部的产品总数也将增长10%。也就是说无论我们选择哪种投资方式，国民经济生产总值都会增加10%，在经济统计口径上完全是一致的，然而两种方式的品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较后者多用了就业人口的10%，后者可以永久性的利用这个多出来的10%就业人口，创造出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所以有这种现象，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发展，它不对这种发展设定边界条件，认为劳动力的获取是无限的。

我们看质的变化，一个是要看剩余价值率，这是一个社会效率指标。生产效率越高或者说技术含量越高，剩余价值率就一定越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获得很高的利润率。虽然此时整个社会的利润率很高，但是我们不能用它进行产业的简单复制或者低水平扩张，否则很可能会导致产品过剩，出现经济危机。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储备，我们就需要把社会平均利润率降低下来。按照公式：利润率=剩余价值率×预付可变资本周转率，当剩余价值率高的时候，我们应该降低预付可变资本周转率，通常就是提高产品生产制造的复杂程度，实现产业转型。

我们看质量变化，另外一个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当代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另一个手段在于创新。我们从生产的环节看，就是它的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特征。产品的多样化是创新带来的，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我们国家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重农抑商，经济单一化，其目的在于维持高利润率。只有保持一个较高利润率，才能养活足够多的人口，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老实讲，秦国的经济增长是最快的，但是不讲究质量，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否定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经济增长。创新型经济不仅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创新以科技为动力，创新本身就是另一种意义的经济增长。

究竟是追求量变还是质变，要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定。中国当前的一个困惑在于，我们中国的南方已经走上了质变的阶段，但是中国的北方依然在一个量变阶段。真正需要经济增长的不是中国的南方经济，而是北方经济，但是中国南方迟迟不做经济转型，依然追求高增长，把全国的劳动力全部吸引过去，导致北方经济形势日趋恶化，这实际上是一个畸形经济。中国的北方是中国环境污染最严重、雾霾最严重的地区，特别是华北和东北。在中国，工业化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生活最贫困的地区，这主要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关。以东北为例，东北经济集中在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基础性工业身上，不仅耗能高，而且不挣钱。发展这类产业的目的在于为下游的产业提供支撑。很多人认为德国的装备制造业很先进，出口全世界，以为人家很挣钱，其实德国的装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的销售额差不多，但是德国装备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要远远高于汽车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也就是说它的装备制造业利润率是很低的。没有下游的其它制造业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养不活德国人的。基础工业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前导性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停滞了，把今后发展的空间和利润留给了下游产业，所以你看到中国经济稍一放缓，东北经济马上就萎靡不振了。

最后，借用苍穹之下的一句话，中国的雾霾只有一种味道，就是钱的味道。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生存哲学。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这个制度，至少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资本主义的典型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平行复制，我们制定了什么样的环保标准，社会就不断复制出同样标准的企业。算经济账其实没有意义，因为这个制度有缺陷，你不能用微观的一套理论对付宏观。钱也不能帮助我们算出未来，算出健康。中国建设高铁的时候，没有人不骂它花钱多的，今天也没有人不为我们当年选择了高铁而庆幸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经济学擅长研究的范畴。当然，发展总归是要发展的，也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健康就好，平安就好。

                      二○一五年三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