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理顺ZF、高校和社会的新型关系，广东省教育厅下放了85%的对高校的行政审批权，教育主管部门已经从具体的微观管理事务中退出，比如科研项目申报、优秀课程项目评选、职称评审等，“怎么配置资源，怎么制定重点学科的发展，人才培养模式怎么改革，以及内部治理怎么做，我们把资金打包给学校，让学校对自己的资金进行预算和统筹，完全把安排资金的权力给了校长”。
　同样的简政放权探索，江苏也在大力开展。江苏通过加强省级统筹、做好服务，取消和下放了一批对高校的行政审批事项，包括民办高校校长的聘用核准、学校举办一些重大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机构的设置、人才培养课程的安排、教学计划的制定，以及在学科学位点的总量控制情况下，让学校灵活调整博士点和硕士点等。
一方面ZF要放权，另一方面放了权高校还得接得住，学校也要进行相应的内部机制改革来对接。所以广东把协同机制和内部机制的改革放在高校改革的核心，强调要处理好怎么激活学校活力、怎么调动学校内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科学配置资源。
　“只要把高校的章程建起来，把高校的机制建立起来，使高校的治理体系完善起来，办学自主权就不会乱，高校就能管得好自己。”罗伟其认为，大学章程建设对高校自主办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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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2015年3月1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