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发布赴美调查转基因的记录片的一年后，柴静带着她全长103分钟、自费100万拍摄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强力复出。统计显示，截止3月1日早9:00，各大视频网站已经合计播放了9939万次。

崔永元和柴静两人，都是以个体公民身份，为了公民的利益调查科学相关问题，完全符合“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与“公民记者”的定义。因此也有许多人将两个作品并提。单从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上来说，这两个调查纪录片确实是很好的观察中国的公民科学行为的切入点。不过，同是引发舆论热赞的深度科技议题调查，引发的专业评价却截然不同。 深入分析两个作品，也能发现，两者在科学态度上有着本质不同。

公民科学与公民记者
一般来说，西方的公民科学运动起步于科学传播的民主活动。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标志着科学传播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与学术领域。面对不断增加的科学争议，科技界决策者呼吁提升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但科学界这种由科学家来教育公众理解科学的传播模式，很快遭到了科学传播界的颠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公民科学得到了发展。不过，公民科学自从这个术语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分歧。它既指代普通公众以公众利益而不是科学优先性的原则积极传播和参与科学事务，也包括科学家为了维护科学界的利益而投身于公民运动；而在美国，公民科学更多指代“公众参与研究”（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不论是哪一种公民科学，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公众出于自身的关切和喜好参与到科学进程中。它们也代表着公众出于自身或公共利益对科学发展进行“平等”和正当的探询。

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探询科学发展这一视角，又与公民记者的概念有了交集。“公民记者”指的是非专业记者出于公共利益进行的报道行为。实际上，由于在西方，涉及环境等科技议题已经成为基层民主政治的主要议题，所以公民记者的报道实践也与环境科技议题有了紧密交融。

本文笔者最近刚刚与2014年普利策图书奖的获得者、调查新泽西地区上百年环境治理的《汤姆斯河》的作者Dan Fahn就公民记者的话题进行了交流，后者作为纽约大学教授和该大学环境科技报道项目的主任，认为公民记者更多指代那些超越于包括媒体在内的机构利益、为了探究涉及公共利益问题的真相而进行深入报道的人，不论后者是否为媒体工作。对于这些人而言，专业素质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
公民科学传播与科学专业素质

柴静和崔永元制作和传播科技题材的专题片，当然可以看做是公民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即某一类有资源、有能力、有专业知识的公民（及其背后的支持团队）进行科学传播的实践案例。在《穹顶之下》一片中，柴静以公民身份进行了PM2.5的测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公民参与研究。由于柴静和《穹顶之下》的强大影响力，可以想见，今后科学研究的议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公民科学的影响。

柴静所为，不但普通公民做不到，绝大多数有资源、有能力甚至有专业知识的人可能都做不到，但其传达出来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和理念是和公民科学传播理念一致的。这也是柴静在视频中想要传达的形象和身份。

然而，不论调查雾霾或转基因的专题片影响有多大，不论柴静和崔永元作为公众人物可以调用的资源有几多，要让其行动产生建设性的影响，专业性是无法忽略的门槛。对于传播或调查科技问题的公民记者而言，科学传播的专业性尤为重要。而调查过程中所用的方法，甚至比调查得出的结论更为重要。

原因很简单：探究自然或经济社会真相的研究活动，本身已有公认的规律。这个规律与传播力度大小并无关联。只有顺应这种规律，才能更加接近真相，也只有更好的利用这种规律，才能有助于研究行为，也才能产生更有价值的解决方案，或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良性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科学传播或者说公民记者的科学调查要做的，不是破坏科研活动的这种规律，而应是在顺应规律的情况下，调动更多的资源，拓展研究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促进研究信息对公众的透明化，支持研究的结果能进入到政策辩论或博弈过程。就这一点而言，柴静的《穹顶之下》做得更加到位，而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则驶向了相反的方向。

这么讲，并不因为柴静在《穹顶之下》中采访到的院士和知名科学家数量远超过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也不因为柴静应用了更多的数据和文献。虽然这两点相当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背后所体现的专业性精神和操作手法。

辨析科学传播专业性
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传播的专业性呢？首先，这种专业性应该体现在对证据的不懈追求上。追求证据毫无疑问是大部分调查性传播活动的原则，科学议题在这一点上则尤为重要。

在《穹顶之下》一片中，柴静不论在揭示PM2.5的构成、展示雾霾的危害还是在探讨其肇因上，都列举了大量已发表的研究证据，，虽然瑕疵（诸如对抗霾对策）在所难免，但其主要结论仍然得到了在大量的质量较高的证据支持。

与之相比，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则主要援引了一些未经同行评议发表的对转基因技术的指控。出于均衡的需要，该片也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马丁娜•纽威尔—麦格劳林（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遗憾的是，麦格劳林后来指出，自己的言论被“编辑”过，以及“被错误的翻译了”。

在采用科学证据方面，援引发表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后者代表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例如，《穹顶之下》中，柴静援引了前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数据 来说明雾霾的健康危害。其对雾霾构成、能源结构与雾霾关系的探讨等内容，虽然主要来自对科学家的直接采访，但其背后无不以大量的发表文献作为基础。例如，如果用PM2.5和Beijing两个主题词检索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立刻会得出数百篇专业论文。

来源： Web of Science; 检索日期：2015年3月3日

崔永元的调查也试图采访科学家，但其对转基因危害的一个主要指控来自西华盛顿大学的退休物理教授Nancy Swanson，后者展示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曲线（这一点容后探讨）并没有经同行评议，也未被科学共同体认可。崔永元也采用了普渡大学退休教授Don Huber认为转基因作物与不明植物病原体的出现有关，但这一发现同样没有发表文献作为支撑。

当然，反对转基因技术方的一个观点就是，科学界已经被转基因利益集团所“绑架”，揭示转基因危害的研究受到打压。但是，这个说法完全无视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ZF或正规科研机构做出转基因有害的报告，其中包括在转基因技术上非常审慎的欧洲各国ZF。利益并非一致的所有ZF机构和科学家，串通一气来维护“转基因利益集团”的“谎言”——这个推断合理与否，读者可以自己思考。

实际上，尽管经常可以见到媒体揭露一些科学不端行为，但这并不等同于科学不再可信，也不表明科学共同体在整体上被腐化了。科学家个体难免利益纠葛，但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内部制衡性仍然在保证其结论的无私性。以转基因领域为例，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固然带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但负责研究转基因安全性的科学家同样受到资助，他们有充分的动力来发现转基因的“害处”。而科研课题组之间的竞争，也会揭示那些试图造假蒙骗的研究。

回到崔永元与柴静的专题片中，专业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在于符合逻辑和推理地运用证据。例如，柴静出示的有关PM2.5来源的贡献因子的研究，可以成为片中所建议的治霾解决方案的合理证据基础，而崔永元在转基因调查中出示的美国转基因应用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曲线，则不能成为一个符合逻辑的证据。如崔永元展示的上述相关性曲线的同期，美国的有机食品种植量增速更大，有机食品与肿瘤发病的相关系数也很高，但我们同样不能就此得出肿瘤发病率增长是因为有机作物种植增加 。

科学传播的专业规范，还应该体现在一系列传播内容生产的流程上。柴静的脚本完成后，委托了公共卫生研究者、大气研究者、能源研究者、环保研究者和包括果壳网编辑在内的多名科普人士审阅，以确保证据及表述无误。与此相比，崔永元则对专业研究者展现出了十足的对抗性。例如，在其转基因调查报道发布几个月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认为该片专业性不足的表述，立刻遭到了崔永元的高调抗议。

公共利益、情感与专业精神的角力
但在另一方面，崔永元的对抗性与执着精神，恰恰使其得到了公众的赞誉。实际上，柴静的《穹顶之下》也体现了对治霾不作为的ZF机构的抗诉。毫无疑问，这种以公共利益为依托的执着与抗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为两人的作品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使命感。

情感的宣泄，是否就与上述的科学传播追求证据和逻辑的“冷静”专业性形成了对立呢？《穹顶之下》利用科学话语的成功叙述表明这种对立或者不存在，或者可以消除。而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何以凸显了这种对立呢？

如果仔细对比《穹顶之下》和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我们会发现，两者在这方面的根本不同，在于情感宣泄的靶点完全不同。在《穹顶之下》中，柴静因为孩子的病情而表达出强烈的情感，但随即，这种情感被导入应用科学证据对现状的调查和对政策不作为的抗议，在这里，情感的指向不是对抗性的，反而为冰冷的科学数据增添了感召力。

反观崔永元的转基因调查则不同，不论是其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麦格劳林教授的采访，还是对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发出的挑衅性采访问题，还是其对各种体制外“科学家”信源的采用，无一不充斥着对主流科学体制和结论的对抗。对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的受众，这种对抗性自然也很有打动力，但这种对抗性无视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结果，因而难以产生有价值的政策结果。

当然，细观《穹顶之下》，我们也不难发现，该片自始至终贯穿了对“有义务没权力”的ZF环保部门的力挺，片中也处处可见得到了各级环保部门和环保领域知名科学家的支持。评论者也据此对《穹顶之下》提出批评。然而，公民科学传播与中国现实权力结构的博弈，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此处笔者只想指出，《穹顶之下》的这种政治正确性，并没有与科学传播的专业规范构成冲突。

总而言之，公共利益为公民科学传播赋予了正当性，情感的表达为其增添了感召力，但只有当这些活动基于科学证据、遵守科学规范，它们才能在科学上和政策上都产生有价值的结果。

（编辑 游识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