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晚，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举行“对话林毅夫：中国的奇迹”活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名誉院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教授用比较优势理论谈及“中国奇迹”、如何应对经济缓周期、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亚投行等多个热点话题。

用基础设施投资应对经济缓周期

林毅夫说，2008年2月份他就倡导在出现经济下滑、疲软的时候，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做好的时候。当时政府讲的是四万亿，但是实际投资了30万亿。

林毅夫说，“当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东亚经济增长中大量的靠资本积累，没有像美国那样靠自己的技术研发带来TFP生产力的增长’，所以，李光耀预见了东亚的金融危机。 因此，经济持续发展还是只能靠技术经济的支持，就像美国。”

他同时也指出，而“我们投资的是什么领域？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一般要三年、四年才能建成，所以你在算投资回报率的时候，它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当然回报率低，TFP低。”但他仍认为基础设施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世行应欢迎亚投行

对于日前的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亚投行，曾在世界银行供职的林毅夫援引数据说，“在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它的需求是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需要8千亿。世界银行每年给亚洲地区能提供多少基础设施的贷款5%都不到。”

“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亚投行的出现能够让更多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资金，来解决他们发展的问题，那世界银行应该感到很高兴，它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有别人帮着做。”林毅夫如是说。

从比较优势看战略选择

“50年代开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让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付出了代价。资本极端短缺的状况下，把那些资本配置到重工业，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资本能发展起来，所以1979年我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很少，而且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3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博鳌对话：中国的奇迹”分论坛作出上述表示。

林毅夫分析了50年代开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指出，5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十年超英赶美，在农业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这样的发展让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非常穷，60年代的时候就可以制造原子弹，70年代的时候人造卫星都可以上天了，这是发达国家才能做的事，但是我们做到了，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从1979年的改革以后，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当时采取了渐进的双轨的制度，对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它必要的保护补贴，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所以那些产业利用廉价劳动力，在国际上就很有竞争力。所以出口就增长很快，每年百分之十六七的出口增长，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工厂。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要素禀赋又有很大的变化，在1979年的时候，人均收入只有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500美元了，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就不是那么短缺了，而且劳动力从过去极端丰富，到现在劳动力又变成相对短缺了，所以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逐渐失掉比较优势，新的资本相对密集、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从中低端到中高端的产业就具有比较优势了。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作为发展战略来讲，应该都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但它的内涵会随着发展阶段不一样，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应该也不同。

在谈到国企改革时，林毅夫亦表示应比较优势理论，而不能不分行业部分领域一刀切。如果一家企业违反比较优势理论，即使拥有补贴也无法支撑下去。

谈到金融改革，林毅夫表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率的市场化，一是多发展地区性的能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从目前的情况看，前者做了一些，后者步子迈得很小，大部分农户、小微企业、中型企业都得不到金融支持。

互联网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在问答台下提问时，林毅夫表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一个大的经济体，所以有很多的互联网的创新，比如说阿里巴巴这种B2C的商业模式，还有像微信这样的工具，因为中国的市场如此之大，而这样一些创新的成功就带来了达到国际市场的机遇，所以我相信互联网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引擎，并且会不断地提供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