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长大了。九零后长大了。

世界的资本财富正在慢慢被这一代继承。

在中国，他们的出生恰好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他们的成长恰好赶上了教育改革，他们毕业，发现一纸文凭没有带来好工作。几乎想当然的，人们开始责怪这一代人，责怪国家的政策变动导致了这一代人的自私、傲慢、孤僻、啃老、居无定所。

在美国，约有八千万公民出生于1980年到2000年之间，被称为“千禧一代”(Millennials)。这是美国人口数量最大的一代，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父辈“婴儿潮一代”。他们没有经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没有经历教育改革，可是人们给这一代美国人贴上了同样的标签：老板说他们目无尊长，银行抱怨他们怎么还不买车买房，父母骂他们每秒钟都在自拍然后用滤镜上传到社交网络。

影响这一代人性情和偏好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政策，而是更加宏观的世界性巨变：网络科技、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恐怖袭击。他们成长在一个全球化的氛围里：一条新闻瞬间传遍全球，一个新产品马上有了世界范围的用户，一个危机在几周内到达了各大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旅行。

这就解释了他们身上的矛盾：为什么恰恰是这些自私的人，一次又一次为遥远的灾祸进行募捐和祈福。恰恰是这些傲慢的人，建立了一个个组织结构平坦的世界级公司。恰恰是这些孤僻的人，在虚拟世界上真正交到了好朋友，唤醒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恰恰是这些就业大成问题的人，成了创业者和投资人。

我问创思的沈文馨，为什么中国本土的风投公司还没有开始做影响力投资。她说，“我倒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去年夏天，IDG资本拨出一亿美元做了一个专门扶持九零后的基金。它从没有说自己是一个影响力投资，可是你说它有没有社会影响，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九零后是非常关心社会问题的。而且这一代的年轻人的就业有困难，这个基金的一个作用就是解决了九零后的就业问题。”

“社会企业之父”比尔•德雷顿则说，“这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现象。组织世界的方式根本改变了。我们从一个规则社会进步到了一个同理心社会。在旧世界，人们日复一日重复地父辈的日子，好公民就是守规矩的人。而在这个新世界里，旅行太容易了，社会变化太快了，昨天的规则也许今天就不适用了，也许你去了另一个地方也不适用了。这个新世界的公民不是刻板遵守规则的人，而是利用同理心和同情心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

据埃森哲201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 ，八零后一代在管理财富上与父辈有两大不同：其一，虽然他们会聆听金融理财师的建议，但是不喜欢买固定的理财产品，而是更喜欢独立做投资决定。其二，他们的世界观直接反映在他们对投资项目的取舍上。

那么，回到影响力投资领域那个讨论了几万遍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社会回报和资金回报，哪一个对于影响力投资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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