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加拿大资深银行家约翰•塔夫脱(John Taft)写了一本关于金融的发人深省的著作。财产管理者的职责要求银行家们不能再把自己看作“投机者”，而应开始拿出个“管家”的样子。塔夫脱认为，他们需要采用更像个集体主义者的方式，专注于集体利益，而不是表现得像个目光短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主义者。

这是一条非常明智的忠告。但真正吸引我注意的，不是塔夫脱关于利润的高见，而是他的天气论。他在这本书的中间部分附带援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认为正是加拿大冬季残酷的极寒天气，培养了前几代加拿大人务实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在零下40摄氏度的北美大草原上，没人敢当极端利己主义者——只要他们打算活下来。

塔夫脱认为，受到气候影响的社会历史还影响了现代企业文化，令加拿大的银行比其他地方的银行——比如华尔街——更务实的、更有集体主义精神。纷飞的大雪有助于促使他们把精力集中在利益相关者身上——至少塔夫脱是这么认为的。

许多银行家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过去十年间，加拿大银行及其监管机构的确表现良好，比起许多华尔街同行，他们在信贷泡沫和信贷危机面前展现了更审慎的态度。但鉴于加拿大现在正受困于油价下跌，以及抵押贷款债务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这一良好声誉可能很快就将再次受到考验。

撇开这一警告不谈，气候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形态，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在北美地区。在我所居住的曼哈顿，近来的生活仿佛只剩下无休无止的茫茫大雪，以及破纪录的低温。比如2月份的时候，我和女儿去马萨诸塞州滑雪，我惊恐地发现，这里的温度为零下25摄氏度（刮风时达到零下35摄氏度），貌似只比北极暖和一点点。曼哈顿也好不了多少。与此同时，波士顿人正努力对付10英尺高的雪堆，“冻僵”了的交通系统，以及无时不在的冰柱坠落的危险。不出所料，每个地方新闻节目的前10分钟都在说天气。

可我2月份还去了旧金山，当时那里的气温为21摄氏度，碧空如洗。在当地人看来这没什么特别的。但我却由衷感激这种安宁而宜人的温暖，它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从战区逃来的难民。会议间隙，我就站在大街上晒太阳。事实上，这里的天气令我感到无比振奋，我将许多会议都挪到了室外举行，与众多风险投资家和科技界名人漫步在融融暖意中。（正如哲学家弗里德里克•格罗(Frédéric Gros)在其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散步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Walking)中所说，散步不仅对独自寻找灵感大有裨益，也非常有助于促进交谈。）

当我穿梭于不同气温的区域之间时，我注意到气候不仅会影响个人情绪，它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社交。寒冷的天气令人们缩成一团，在所有方面都非常谨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心理学家发现，与刚刚握过一杯热咖啡相比，如果你刚刚拿过凉的东西，你在办公会议上与人握手时，别人对你的好感度会比较低）。寒冷让人们不那么率性而为，还迫使每个人以一种保守的方式去做计划。但就像塔夫脱所注意到的，寒冷也迫使人们更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大雪令人们以防御的姿态抱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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