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狄更斯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言，“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睿智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猜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希望，曙光即将到来。
　　　无可否认，面对这场罕见的金融危机，我们的确处于逆境之中：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市值大量蒸发、有毒资产要靠纳税人的钱去赎回、信任——金融业安身立命之本，被强烈动摇……。从广度上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冰山一角。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了经济危机，并且会在可预见的将来，从各个方面影响我们的生活。从深度上来说，现在的宏观经济情势，绝非正常经济周期内调整，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整个全球经济体系和监管体系，都面临彻底的重新调整。
　　　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重新冷静思考的良机：在这百年一遇的危机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金融创新和全球化是2008-09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吗？金融创新和全球化能停止或转向吗？如果不能，我们能有效处理金融危机和预防其发生吗？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次金融危机给所有国家——无论新兴或者发达经济体——搭建了一个沟通的平台，和认真面对问题的机会。在这个平台上，国家都应该及时并且积极出力。原因显而易见，要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必须正视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积极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失衡和监管上的失序。这项任务绝不轻松，。需要的调整工程浩大。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了监管体系中的诸多弊端。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必须有全球性的监管。但我们过去不但没有这种机制，也没有见到有人在这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各国的监管体系自成一统，在国家层面上充满诸多漏洞和矛盾，也让监管机构之间的缝隙，成为滋养机会分子的场所。另一方面，监管者在面对潮水般涌来的金融创新，显得反应缓慢，无法及时出台新的措施进行有效监管。所以，把这场金融危机化为契机，增强现有金融监管机构的力量，改善机构之间跨越国家的实质协调、不同金融层面监管的沟通和交流，都是眼前亟待解决的事。
　　　在本书中，希望能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探讨以下问题，并希望这项尝试，可以让读者，窥一斑以见全豹，对这次危机有更深刻的认知。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2008-09金融危机，第二部分则总结了我们学到的教训，最后一部分是我个人的一些报章作品选录。在第一部分里，首先会追本溯源，讨论金融市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货币和投资的形成，又是什么创造了市场的需求。然后，总结金融创新及全球化的现象，金融创新的起源、诱因以及它和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本书的第二章，会谈到，在金融创新的产品越来越多，金融衍生物的种类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的时候，隐约可以感觉到泡沫已经产生。而随著泡沫逐渐膨胀，增长到监管者和从业人员，难以跟上其脚步的时候，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了。并非没有拉响警笛者，甚至数年前开始做空的人也并非寥寥。在众人仍对次贷危机不以为意的时候，其实已有危机的预警，只是都在那热得发烫的市场中被忽略了。
　　　美国房市泡沫，一开始只是常规性的小泡沫，在温床般的条件下慢慢长成，就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这次危机不同于80年代的那次储蓄银行的金融危机。美国ZF透过资产重组，成功地解决危机。事后，房屋市场反弹，使得市场教义派，错误以为，市场总能够自我纠正。事实上，那是ZF成功干预的成果，而不是市场自我纠正的典范。那么在金融创新及全球化与泡沫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又要怎样整理清楚？这个章节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金融产品的价值，取决于两个因素——期待的现金收入（分子）和资金成本（分 母）。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房市泡沫（2004-06），很难归咎于任何实体科技创新 ——也就是没明显的分子因素。金融创新通常会改变资金成本。比如说避险可减低风险溢价，造成资金成本下降（分母效果），一样可助长泡沫的形成。
　　　高杠杆率是当今资本市场金融交易的重要特点。风险偏好高的金融机构，倾向于保持较高杠杆率，来增加报酬率。另外，在风险偏好固定下的前提下，金融市场风险越低，金融机构则会采用越高的杠杆率。金融机构的各项资产，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应该要能够在必要程度上，承担该机构总资产所具有的风险。金融机构的杠杆比率与其承担的整体风险，应成反比。在经济状况良好、资产价格上涨时期，杠杆作用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规模急剧放大，导致资产泡沫的产生。如果资产价格下降，金融市场总体风险将上升。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如果同时下降，金融机构则不得不将杠杆比率急剧降低，造成更大市场卖压。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后，全球各地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著一场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在经济收缩的大背景下，当前的杠杆水平无法由自有资本来支撑，只有通过从分子或者分母方面来降低杠杆比率。其中两种途径不外乎：第一，银行等机构减少资产、主动收缩其资产负债表，即通过出售风险资产来偿还债务，直至资本储备足以支撑其资产负债表；第二，银行等机构吸收和扩大股权资本，亦即增加自有资本规模，直至能支撑其资产负债结构。相比之下，第一种途径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众多金融机构会在同一时间内，大规模出售风险资产，引起风险资产价格迅速下跌，从而导致市场动荡，并且造成金融机构尚未出售的风险资产的市值，进一步恶化。如此一来，极为可能演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去杠杆化，放大周期效应的典型特征。
　　　此外，这次金融危机使得评级机构，瞬间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考虑到评级机构在根本机制上的利益冲突，发生这种结果其实有必然性，但也反映了监管系统的缺失和存在的漏洞。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发展由非营利性机构进行债信评级。试想，在一场足球赛中，如果裁判和选手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裁判将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各国ZF或基金会，应资助非营利性机构进行债信评级。此类的评级活动，可以平衡营利性债评机，构球员兼裁判所造成的影响。
　　　公允价值会计法在此次危机中也扮演了一个讽刺性的角色。为了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市场价值，并提高公司治理透明化的披露，经会计界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公允价值会计法。立基于相对定价原则的公允价值会计法，却在这次的泡沫产生中成为了帮凶，在经济上行周期中制造了虚假繁荣。公允价值会计法在执行上，采用三个不同的定价层次。如果没有活络交易的可比市场价格做参照，可借助使用相关参数的数学定价模型（Level-3 Valuation）。数学定价模型通常会考虑，违约风险、利率风险、提前赎回风险等相关参数来估计价格。各种风险因子的选择和模拟，难免掺杂企业管理者的主观偏好，致使模型因输入变量的假设性、估计性和偏好性而扭曲了输出结果的准确性。
　　　当抵押担保债券市场在2007年出现下滑时，关于该类资产或负债的价值信息，反因市场的不活络，而变得不易获得。缺少活络市场的参照价格，价格披露变得不透明及不可靠。许多抵押担保债券，本来就属于靠数学定价模型的金融产品，在市场萎缩时，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后果是该类金融产品的交易量变得更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信贷危机。
　　　随著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金融游戏的运作彻底改变。从不计其 数的小泡沫累计起来的金融大泡沫，因而破灭，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
　　　在第三章总结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状况之后，本书的重点将集中讨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这是我认为，可以为未来金融和经济改革提出一些建言之处。在本书的这部分，将分别从个人金融知识的重要性、相对和绝对定价、信用评级和公允价值会计法、准亚元的可行性、风险管理和如何提高金融系统的韧性，以及金融危机和企业的兴衰等方面，来论述我的观点。
　　　首先提醒读者的是，在我看来，这次危机有其必然性。需求和利益的追求，是金融创新及全球化的驱动力。金融创新及全球化，在平时可带来繁荣，但必定伴随著偶发的危机。金融创新及全球化的过程，不可能会一帆风顺。
　　　其次，这次金融危机也提醒我们，除了监管不力，会为金融企业的不良发展推波助澜，市场参于者的过度依赖相对价格，也会让泡沫合理化和助长泡沫的形成，进而让金融系统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此外，一些所谓“大到不能任其倒闭”（Too-big-to-fail）的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变成了庞大的困兽。事实上，美国和英国ZF早应将其中一些银行，转型成政策性银行，并透过它们进行策略性融资，达到刺激经济的目标。至于那些体质不佳又不具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则可透过存款保险的机制，进行有秩序的倒闭和改组。积极推动房贷债务重组更是一项工作重点，是对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有利的举措。因为房屋贷款高度证券化的结果，造成个别债务重组困难，所以证券化逆转有其必要性，缺此一步，房贷债务重组不会有很大成效。美国ZF应透过资产重组公司购买房贷债券，进行证券化逆转的作业。
　　　在这次由美国开始的危机中，依目前看来，亚洲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我并不排除经由连锁反应，而引起第二轮危机的可能性及其负面影响。但从宏观金融架构，以及长远经济发展而言，亚洲正面临著可以建立，靠“准亚元”交易和金融运作的良机。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下，全球实际上已面临金融体系的结构问题。事实上，国际金融稳定需要分散风险。欧元的形成虽然对国际金融的稳定已具贡献，但显然不足。在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亚洲，“准亚元”如果能够在这次危机后出现，将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性，让人民币逐渐崛起。日元在国际经济上一向就具实力，因此，人民币和日元自然是“准亚元”的主要成分，或者也可以是“唯二”货币。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人民币现在还不能够自由流通，中国对其资本市场也有诸多限制，这些都是人民币走上区域化或者国际化道路上极大的障碍。其次，在重要性上来说，人民币虽然在东盟、港澳地区广为认受，但在国际上，其地位绝非能与美元抗衡。人民币要作为国际性货币，目前看来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宏愿。但这不代表，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被提上议程。事实上，在现阶段，中国ZF已着手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包括国际贸易中的计价、交易、结算，乃至储备货币的安排等。我认为，人民币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但将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准亚元”可以让人民币，实质上变成国际主要货币。透过“准亚元”，人民币在国际化的进程上，不会被迫加速而制造出不必要的风险。
　　　此外，我近来密切关注，有关稳定国际柜台市场的讨论。这类讨论的重点似乎脱离不了，将此类金融交易转移到交易所的提议。然而，这些论点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柜台市场的产品及其交易方式，是一种自然商业行为。过度的干预只会造成扭曲，而造成和初衷背道而驰的反效果。保障国际柜台市场的稳定性，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对此我想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我认为市场亟待成立，类似存款保险的国际柜台市场保险机构。只有通过这种体制上的改善，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柜台市场所衍生的金融风险，而不扼杀正常业务运作，也容许重要的金融避险操作能够在柜台市场上继续进行。
　　　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之间的互动，远远超越了直接产生的就业机会以及金融业所产生的直接服务，那么简单的层次。金融业让资本能灵活运作起来，并且负责调动分配重要的金融资源到各种行业。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了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实现。曾经富可敌国的通用汽车在这次危机中，进行破产重组。这是在金融危机前，所不可想象的瓦解方式。
　　　尽管美国ZF重复伸出援手，试图拯救通用汽车，但它还是在残酷无情的市场力量下，低下了自己曾经骄傲的头。如果这次的金融危机没有发生，通用汽车或许会因不能重新定位，来适应变化中的汽车产市场，而慢慢走向衰败。但金融危机造成它的加速淘汰，却使得更可有潜能的同业和其它产业，有了繁荣发展的空间。金融危机在这样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附上了个人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于中英文媒体发表的拙作，这些文章试图用简短的文体和浅显的语言来帮助读者了解一些困惑已久的问题，并分享一些个人的见解。
　　　人类受到本能驱动，总是需要从寻找确定性中获得一些安全感。这场危机则好似放大镜一样，把这种焦急的寻找情绪放大了十倍、数十倍。从去年开始，就经常有人问我，何时经济可以恢复“正常”。对此，我并不想断然讲出一个黑或者白的答案。在我看来，这种“正常”将颠覆我们过往对于“正常”的理解。整个金融世界的秩序将会被重建，我们回不到过去，必须走向的是另一个新世界。希望是，一个建立在理性和常识基础上的世界。
　　　如果这本书所提供的脉络，能够帮你找到自己的答案，这将比一个直接来自我的答案更有价值。
　　　
　　　〈第七章〉建立准亚元的必要性
　　　这次金融风暴的中心在美国，但除了对日元外，美元不跌反升。再次印证了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特殊性：它既是各国央行最重要的外汇储备货币，也是国际投资者保护资本的最通常选择。原因很简单，美元是国际贸易的支付工具，而全球对美元有巨大的交易需求。另一方面，以美元.主的投资产品种类繁多，市场根基稳固，对于美元的投资需求自然庞大。
　　　此外，一些投资者对本国货币欠缺信心，也愿意持有美元。这些需求串积在一起，就形成了对于美元的巨大而稳定的需求。比如说，在1980 年代前苏联，经济结构及ZF机构的新调整阶段，俄罗斯民间持有大量的美元现金。相对于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使用美元这样稳定的货币。
　　　以往国际经济金融的稳定，高度依赖美元。但过度依赖美元，已造成金融体系的结构问题。因.美元在市场上的广泛使用，已悄悄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美国的任何财政措施，对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早已经远远超过了，纯粹的“规模效应”层次。事实上，现在全球的经济，是一个两极式的结构：以中国.代表的亚洲经济作.“世界工厂”，负责生产和向美国销售，然后把赚取的利润储蓄起来，再通过美国国债和其它金融工具借贷给美国，美国人的消费再次促进亚洲的生产和销售 —— 如此反复，形成所谓的“中美国”(Chimerica) 结构。
　　　这个结构的维持，靠的是举债，也就是“杠杆效应”—— 现在借款以后再还，靠此发达经济活动。债务则依赖未来生产力的提升来偿还。如果生产力的提升，无法冲消掉债务的成长，则会有崩盘的一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性“去杠杆化”那样，这个结构受到了挑战。而“杠杆化”的成型，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美元的过分主导地位，容许美国ZF和人民过度举债，却不影响美元的币值。
　　　国际金融稳定需要分散风险。欧元的形成，事实上对国际金融的稳定已具贡献。在亚洲，我们期盼“准亚元”的出现。事实上，东亚经济体一直存在，对美元过度依赖的问题。.此，亚洲地区应有自己的统一货币——亚元，以避免亚洲经济因美元、欧元大幅波动，而受到影响。这次金融危机，其实创造了推出一个，以“准亚元”(Asian Currency Unit ) .基准，进行泛亚贸易和金融活动的大好契机。
　　　历史上，货币统一大多是通过武力强制实现，比如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进行了货币统一。有时货币统一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这类的例子如成立于19 世纪欧洲的“拉丁货币同盟”。1865 年，在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决定共同使用以相同含金量和含银量的货币。这个体制一直到1927 年法国终止金本位，并于次年颁布新货币法，才算正式结束。
　　　现今，我们最熟知是欧洲的货币联盟，也就是欧元。此外，我们还知道西非法郎和汤加勒比海元这样的货币联盟。阿拉伯地区也一直在试图建立货币联盟。在亚洲，特别自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有很多关于建立亚元的讨论。
　　　建立亚元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议题。从根本上来说，建立一个货币联盟需要参与国，在货币政策和国家尊严上做出一些牺牲，也就是放弃一些国家主权。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在财政上达到协调，因而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联盟。在国家之间，从货币联盟中获益更多的国家，必须要通过税收，或者其它直接/ 间接的财政措施，来补偿获益较少的国家，否则这个货币联盟将很难维持稳定。
　　　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达成清迈协议框架(Chiang Mai Initiative )，建立各国之间货币的互换机制。其目的是在金融危机时，能互相帮助，稳定汇率。清迈协议在精神上，可视作迈向亚元的第一步，但至今影响有限。亚洲各国之间有历史上的冲突、政治上的矛盾、和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各国大相径庭的汇率政策（如香港直接和美元挂钩，中国施行外汇管制，而日本又是自由流通），有效的货币合作，自然变得困难。不难理解.什.清迈协议，只催生了一批双边互换协议，和规模很小的多边互换协议。亚洲货币统一，可想象将是一条漫长之路。
　　　2009 年3月G20 峰会在伦敦召开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了题.《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指出必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解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的呼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特别提款权(SDR )，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不难理解，中国选择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提议，意在通过它，在建立新的世界经济金融秩序过程中，能有更大的声音。美国对此的回应是：美元现在仍然强健，并没有必要建立国际货币。从现实角度考虑，只要美国反对，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是不可行的。但是，“准亚元”是可能的，也不需要美国的同意。
　　　蒙代尔(Robert Mundell ) 和麦金农(Ronald McKinnon ) 曾提出，一个区域能够促生货币联盟，所需要满足的一些条件：如对会员国的开放性、产品和金融市场的融合性、对会员国的影响的对称性等等。依据蒙代尔和麦金农的思路，世界货币形成的适当条件，也还没达到。
　　　一个世界货币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来管理相关的货币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然不是一个能在这方面，有效管理的“超级央行”。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当小经济体，面临经济或者金融挑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较.活跃，也算有相当稳定金融的成效。但实质上而言，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是大型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政策执行分支机构。大型经济体，可以断然拒绝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他们本国的金融政策，但是小国却没有这样的选择。考虑到联合国过去的一贯表现，我们也很难想象，它可以运作得像一个国家，管理本国内部冲突那样有效。在货币联盟这个层次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是无法有效处理，大国间的严重冲突的。
　　　更重要的是，在货币联盟实现之后，所有的会员国，不管处于经济周期的任何阶段，都需面对一个共同、对应世界货币的基础利率。虽然利率会依信贷质量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是都会是相对世界货币的共同基准利率。举例说，很难想象，菲律宾人能接受，.了.过度扩张的纽约经济降温，而需要支付高利率。但如果用财政补贴菲律宾，来抵消高利率带来的负面效应，或许这种情况还能被维持。但如果没有类似的财政平衡政策，货币联盟就会濒临瓦解。
　　　货币联盟也会阻碍各国维持自己的汇率政策。在理论上，汇率并不是调节失衡的唯一方法。例如，香港ZF可以全面下调ZF部门的薪资和由市场调降私营企业的工资标准，来降低人力成本。理论上，只要其它价格能够调整，坚持一个紧咬美元的汇率政策，并不会造成经济调适的障碍。但我们知道，全面工资下调，在香港也不可行，更遑论其它经济体了。因此，汇率在调节总体开支水平上，是一个较有效且务实的操作工具。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正是因.港币和美元挂钩的系统，而工资和物价无法有效地调整，港币倍受压力。因此，除非有其它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因货币联盟而放弃汇率调整机制，并非明智之举。
　　　事实上亚洲国家也没达到，蒙代尔和麦金农所谈的统一货币形成条件。正如上文讨论的那样，亚洲现阶段，还不可能形成一个国家间的有力失衡调整机制。因.国家之间的汇率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差别很大，使得“亚元”的实现希望渺茫。把经济优化的议题暂放一边，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彼此的政治和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也很难使得各国放弃代表主权的本国货币，转而使用统一的亚洲货币。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2009 年5月20 日，宣布退出海湾货币联盟 (Gulf Monetary Union )。原因是：海湾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将设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而不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因.央行的所在，就选择退出货币联盟，可见国家主权、面子和经济利益的复杂性。货币联盟面对很多的挑战，绝不能不考虑这些客观因素。
　　　我的“准亚元”构想，是个双轨制的系统。一个由自由贸易协定支持的经济联盟，即便没有统一货币，也是可以有效运作的。与此类似，即使没有一个整合的市场，也可成立，使用共同货币的货币联盟。虽说如此，没有一定程度的贸易市场整合，货币联盟便不具实质意义。东南亚国协加三或加五的自由双边贸易协定，.亚洲货币联盟变得有实质意义。如果我们建立起“准亚元”这种.交易和投资而设的、非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那.它将可以帮助亚洲，在相当程度上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同时也可以让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个“准亚元”的构想，有一点特别重要：它不是要取代各国货币的统一货币。事实上，我提倡的模式中，“准亚元”的定位，在于提供一种双轨货币体制，允许会员国，继续其汇率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各会员国可沿续既有的货币政策，也没实质上涉及让出主权。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在本国使用双货币，其中之一，不一定是法定货币。当然，把“准亚元”变成另一个法定货币，更会加强其重要性。
　　　“准亚元”本质上是一篮子货币，.计价，交易和投资而设，不涉及主权。亦即，它可以是东亚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贸易规模，加权换算出来的虚拟货币。比如，它可以包括东南亚国协加另外五国的货币组成；也可以是，只包括大经济体的货币。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准亚元”等于1人民币加上15 日元。这个组合可以定期调整，来反映出当时的区域经济状况。在大型的跨区域交易时，尤其有ZF参与其中的交易，“准亚元”可以作.计价和交易货币。
　　　我认.，朝“准亚元”迈进，需要两大关键调整。第一，发展泛亚贸易市场，以减少亚洲的商品、劳务对美洲市场过度的依赖，并且用“准亚元”报价和交易。第二，“准亚元”要想成功，它必需成.一个有效的保值工具。比如，投资者可以投资以“准亚元”计价的金融工具，公司也可以通过发行“准亚元”债券，来募集资金，世界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也可以用“准亚元”达到多样化，国家ZF也可以通过发行“准亚元”公债来填补财政赤字。
　　　作一个有效的保值的工具和创造金融需求，发展无违约风险“准亚元”ZF公债市场，是极.重要的一环。货币联盟的会员国，可以向其它会员国，发行与他们各自货币相对应的双边提款担保。比如说，日本ZF透过双边协议，担保菲律宾ZF所发行的“准亚元”公债中的日元部分。假如中国也提供类似的人民币担保，菲律宾ZF所发行的“准亚元”公债，就自然成了AAA 评级的“准亚元”公债。而这种双边担保协议，可以通过对外援助的方式进行，也可用公平价值的原则来定价，或以混和的方式进行。相较于多边协议，双边协议的模式，具较大的弹性，不需要一次到位。而超国家组织，比如亚洲发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则可以代表不同会员国，来发行并管理这类ZF发行的“准亚元”公债，达到灵活亚洲区域的资金运作，并提供一个新的外汇储备工具。
　　　无违约风险“准亚元”公债的发行，会产生重要的参考利率，帮助以“准亚元”.单位的金融投资工具的定价，从而增加其接受度。通过无违约风险“准亚元”公债的发行，就不再需要成立一个官方机构，专.将“准亚元”兑换成其组成货币的机制，市场可以自行兑换。
　　　举个例子来理解这个“准亚元”模式。比如说1“准亚元”等于1人民币加15 日元。如果菲律宾ZF要发行10 亿、1年期的“准亚元”附票息公债。.了能够降低融资成本，他们启动了事先安排好的，和中国、日本的双边提款担保。假设在发行公债时，票息率.4% 的AAA等级公债，其市场价值等同票面值。菲律宾ZF和中国以及日本之间的双边保证额度，分别.50 亿人民币和200 亿日元。公债到期的时候，菲律宾ZF应该支付持债人10.4亿“准亚元”（包括本金和利息）。假设那时菲律宾ZF违约，只能支付6亿“准亚元”，那它和中国以及日本的提款担保，就能要求中、日分别支付4.4 亿人民币和66 亿日元。因此，这菲律宾ZF所发行的“准亚元”公债是无违约风险的。
　　　“准亚元”可以是一种电子货币，以银行帐户形式存在。它不只可用在大宗交易上，也可以电子卡 (IC card ) 的方式在日常交易中使用。“准亚元”的货币供给，可经由管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来进行。其组成货币的货币供应管制，间接地决定了“准亚元”的币值。
　　　现今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局限在防范危机的领域。建立地区统一货币体系，尚未出现值得一提的举措。如果参考欧元启动的历史过程，亚洲国家或许需要再努力几十年才能做好准备。因此，在近期内，更可行的方法是采用不需要货币统一的“准亚元”货币联盟机制。东亚区的主要经济体，可以在区域内或跨区域贸易中采用“准亚元”，使之成.和本国货币平行运作的双货币之一。此外，“准亚元”公债市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双边提款担保可以被用来支持发行AAA 级的“准亚元”公债，使得“准亚元”成.可行的外汇储备货币。
　　　在金融危机的开始，很多人提到“脱钩”这一字眼。拥护者刚开始都相信，以中国.首的亚洲经济体，对以美国.中心的次贷危机具有免疫力。但随著事态的发展，我们显然意识到，亚洲不能摆脱危机带来的震荡。冲击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到亚洲：首先，来自美国的需求量的大幅下滑，使得以出口.导向的亚洲经济受到重挫，因.亚洲区域内的贸易量，并不足以填补这个缺口。第二是投资上损失的影响。资产下跌的效应，使得亚洲的购买力和购买情绪，都受到了影响。在这个背景下，所谓的“脱钩”论很快就难以立足了。
　　　我认.，亚洲很难“脱钩”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在跨区域和区域内贸易往来时，一向过度依赖美元。美国经济体过于强大，亚洲被迫牵连在其金融危机中，本就是不能避免的事实。如果开始转.使用“准亚元”，亚洲其实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对美元在经贸上的过度依赖。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内，如果亚洲经济体的规模，得以持续增长，并且加速推广“准亚元”在经贸上的使用，“脱钩”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危机的冲击下，亚洲区域内的经济金融合作的呼声，已经进一步高涨，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局部国际化，已经逐渐成型。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准亚元”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




本文转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