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品味（taste）起源于味觉和嗅觉。康德说，味觉和嗅觉是“最私己”的感觉。仔细品味，这话颇有几分道理。有听觉和视觉的人，听或看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事物，都不会“倒胃口”。但有味觉和嗅觉的人，尝到匪夷所思的风味，往往要倒胃口。吃惯了家乡的饭，中国人走到世界其他地方总要寻访中国餐馆，不论那些中餐馆的烹调手艺多么糟糕。这就叫“私己性”（intimacy）。我们的味觉和嗅觉排斥“异己”。

　　根据我们的常识，触觉是最私己的感觉，远比味觉和嗅觉更要“intimate”。例如，男士们可以凭味觉和嗅觉感受到从女士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道，但他们却不能凭触觉随意去感受那些女士的身体。香港的男孩和女孩牵手走路时，关系已经相当“私己”了。难怪西方人把“触摸”列入隐私权的核心项目，理发师在不得不碰到客人的皮肤之前，务必要向客人申请“触摸”的权限。我家邻居的小女儿有一次郑重其事地走到我妻子面前申请：“对不起，我可以碰一下你女儿的脸吗？”因为她觉得这个中国小孩儿脸上的皮肤极其稚嫩，吹可破之。推论出去，西方人握手的习俗肯定可以阐释为通过相互转让一部分隐私权而建立友好关系。

　　综上所述，品味具有某种程度的私己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别人无法理解，也难以模仿。审美是个人品味的外化，故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私己性。所以，美感的发生，绝不仅仅基于审美对象的表征，例如对称、线条、色块、光线、层次等等，还依赖于审美者的内在特征，例如教育、思考、生活经历等等。

　　审美的私己性质使康德把“判断力批判”单列一卷，与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合称“三大批判”。并且正因为判断力的私己性质，包括阿伦特在内的后世哲学家们对康德所写的“判断力批判”非常不满意，甚至评价其为“失败之作”。杰出的女性哲学家阿伦特，为了给人类公共事务寻找政治哲学基础，也为补康德之不足，呕心沥血，病发于《康德判断力批判之批判》的开篇之时，就此辞世，成为当代哲学界的憾事之一。

　　王国维曾从叔本华和尼采接近过康德，并将审美的两大类别翻译为“壮美”和“优美”。沧海、大漠、荒原、绝顶，可称壮美，又推及“悲壮之美”，如残阳、古道、孤烟。窈窕端庄，可谓优美，又推及“美丽”，如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但毕竟，人们承认“情人眼里出西施”，审美仍是私己的体验。罗丹曾作一丑陋老媪，以其雕刻之真实为“美”。抽象艺术更强调私己体验，把现代观众置于尴尬境地。

　　尽管艺术家和哲学家不断提醒大众保持审美和品味的私己性质，现代商品社会的趋势仍是“审美和品味的大众化”——任何杰出的艺术品，在原则上都可以被千百万次地精确复制，倾销到市场上，成为所谓“被消费的艺术”。大众化的审美和品味，无疑会导致审美和品味的平均化和平庸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大师阿多诺曾经指出过的“资产阶级的平庸美”。香港的艺术流派之一都市写实主义，专门描写市井生活的琐碎细节，其笔调之细腻，绝不输给上海的王安忆。就连“私己性”这一审美和品味的特征，在市场大潮的鼓动下，也于若干年前变成了大众话题。一时间，街头巷尾，争相阅读《私人生活》（一部颇有深度的陈染作品），更进而赤条条地追逐“上海女孩”、“北京女孩”以及任何愿意直言“性”的女孩们。

　　从艺术和文字说到美食。北京的饭馆，但凡哪一家的菜称得上正宗品味时，必定食客如云。不出3个月，再去品尝，多半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了。记忆犹新的同一款蒜香熏肉意大利面条，我给75分，北京城里恐怕难有第二家了吧？第二次去吃时，香叶（basel）没有放足，熏肉没有煎透，橄榄油的味道也变了，连大蒜末儿都少放了许多。意大利面如此，咖啡更是如此。因我写过了《北京的咖啡》，此处不赘。道理是一样的：商家为了适应大众的品味，不得不放弃原本正宗的咖啡和意大利面的炮制方法。

　　及至去年在杭州知味观偶遇烹调大师董顺翔，才知道大师级的烹调与大师级的艺术一样，都崇尚“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体验。最好的中国菜是不能“快餐化”的，它是厨师个性的外化，否则，就仅仅是流于平庸的廉价食品了。

　　品味的雕刻（cultivation of taste）不再是平庸的。没有挑剔的消费者，不可能有精致的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