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支持讨论。

我个人的观点比较中立。“亚洲四小龙”的辉煌和“中国增长奇迹”的产生得益于各个国家或地区按照其比较优来发展产业，制定了符合国情的相关政策，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是在经济量的层面。对于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质疑，这种经济增长并不是可持续的，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有限，这跟经济体发展的质有关，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经济韧性还不够强，这是经济质的层面。

谢谢回复！

你的观点可不可以归结为“ZF干预说”呢？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还有一个社会环境因素，例如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滞后，即使你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经济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也就是说制度建设和技术进步应该相协同，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不等同，ZF干预是一种政策导向，而ZF管理创新则是ZF与经济发展态势联动，然后通过管理创新，不断为经济增长提供适应的政策环境

    回复：东亚国家，尤其是我国目前我们所知的推出的供给侧改革举措，包括结构性减税、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以及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等等，我觉得都在于力求实现全要素增长，这也是原来东亚奇迹的动力之源。从长远看，这些改革显然有利于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最终会提高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但问题是，东亚奇迹能否延续，能否在较短时期内继续创造出新的社会总需求来，真正能够促进全要素增长? 因此我觉得，必须从中国当前的现实出发，以新经济结构理论为指导，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来回答这个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准存在明显供给抑制政策，从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领域，着力破除供给抑制政策，释放有效需求，促进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这样的领域虽然越来越少，但显然还是有的，只是这些领域的改革普遍面临着顽固的体制性障碍。

   比如，中国工业化进程非常快，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到9%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5%左右，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只有35%左右，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大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个巨大的落差意味着中国有两块庞大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是近3亿城市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在就业所在地安家立业的需求，二是大中城市的部分中高收入家庭向城郊和农村地区迁移的需求。这些“入城”和“出城”的需求，体量都非常庞大，一旦被激活，不但会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而且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可实质性启动，缩小城乡差距将真正进入落实阶段，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绝不亚于力求比较优势的改革。
　　再比如，1978至2014年间，中国人口规模增长超过1.4倍、人均寿命从68岁提高到75岁、人均实际GDP增长超过19倍、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现金支出增长超过100倍，而同期中国执业医生数量仅增长3.3倍、床位总量仅增长3.2倍、全体卫生人员数量仅增长1.3倍。医疗卫生是中国服务业供给滞后于消费需求的一个写照，根据Maddison数据，2011 年中国人均GDP大致相当于美国1947 年、英国1960年和日本1969 年的水平。而在同样发展水平上，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9%、53%和51%，中国仅为43%。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GDP增长也应该是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GDP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8%，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各种问题，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新结构经济学》一书的作者林毅夫先生认为，目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上存在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收入的增加，却以消费拉动经济。这对个人以及国家而言，都会造成债务危机，而现在出现问题的国家普遍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他认为，投资在当前是需求，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只要是有效的投资，就会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出的增加，又可以拉动消费，继续基础投资，这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第二个误区是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创新拉动。林毅夫称，创新有自主研发和引进两种方式，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都需要投资。第三个误区是把ZF和市场对立。林毅夫先生表示，我们要有效的市场，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有一个有为的ZF。如果认为应该把ZF“抛掉”，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这无异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因而，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如何,既可以解释可持续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的反差,也被证明是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时期,准确认识、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重中之重是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这一方面,这个增长新动力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第三个方面就是把握新经济结构中的比较优势。因为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生产率的差距,经济增长具有后发优势,可以主要依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而对处在更高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靠后发优势已不可取，必须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获得。

仅有投资没有生产率提高，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存在必定使得经济增长降到零。20甚至30多年经济仍然增长，哪怕是递减的增长，没有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新结构经济学最大的问题是缺乏ZF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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