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教研室主任郭伟和表示，许多高龄农民工不是不想退休，而是不敢退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要给自己挣养老钱。“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孩子成长条件而奋斗，老了还要自己存钱养老，真是让人非常心酸”。许多调查研究指出，当下高龄农民工多从事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较高的第二产业或低端服务业，而这些工作恰巧又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的。即使高龄农民工目前还能继续工作，但他们也有完全老去的那一天，到那时，谁来填补高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这可能是李师傅最后一年在北京干活了。

李师傅今年64岁，老家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李师傅就来到北京开始了打工生涯。直到前年，由于年龄太大，他开始干起环卫工人这份工作。由于用人单位担心员工年龄太大容易出问题，把年龄上限定在了65岁，这也就意味着，李师傅明年就不能继续干这份工作。

李师傅说，这次“退休”后，他计划回老家种地。对于未来，他最担心两个问题——养老和医疗。“现在能挣多少是多少，实在干不动就只能靠子女了，但子女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能全靠他们。在农村生活，吃喝都好办，就是怕生病”。

李师傅是高龄农民工群体的典型代表。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6894万。如果将50岁以上的农民工视为高龄农民工，其比重达到15.2%，绝对数量达4100万。

而国家统计局4月29日刚刚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上升至17.1%，绝对数量高达4685万人，接近4700万。如此庞大的群体，其生存现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都值得社会高度关注。

现状：想干重活多挣钱，但身体吃不消

如今的高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上世纪90年代左右就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他们多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体力的下降，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

李师傅年轻时做过饲料厂工人、装修木工等四五种工作，挣得都要比现在做清洁工多。如今，李师傅每天凌晨5点半就要开始上班，一直干到中午11点吃午饭。下午，一般2点上班，5点下班，活多的时候还要干到7点甚至更晚。他每个月拿2100元工资，工作单位管住(与其他11名工友住在一间屋子)，但不管吃。

对于目前的境况，李师傅并没有太多抱怨。在他看来，到他这个年龄，只要能挣钱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也想干挣得多的活，可是人老了没人愿意要”。今年过年，为了拿到全额工资，他甚至都没有请假回老家。

因为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3年内做了两次手术，家住安徽阜阳的农民工老张，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他还是盼望着，未来能到外地或当地的建筑工地上去打工。“在那里干活一天就能挣好几百元钱，比做其他活划算多了。”

然而实际上，老张的愿望很难实现。由于他今年已经50多岁，加上身体不好，几乎所有的建筑工地都拒绝了他。现在，他只能在家附近的汽车站帮长途客车司机拉客，拉到一个人能赚上十几二十元钱。旺季的时候，老张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淡季的时候，也就一百元左右。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教研室主任郭伟和教授指出，学界一般将农民工群体细分为第一代农民工(高龄农民工就属于该群体)和第二代农民工(或称新生代农民工)。两个群体虽然都被外界视为农民工，但是在人生理想、社会期待、工作态度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体力劳动量很大且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建筑业和一些低端服务业，如今已经很难招到第二代农民工，只能靠吃苦耐劳精神相对更强的第一代农民工来填补这个空缺。但现实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越来越大，已经开始难以承受重体力劳动。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建筑业、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工作的工资一路上涨。据媒体报道，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多年来，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体力型”行业收入水平较高。尤其是建筑业一直排在前列，且增幅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数据显示，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从2009年的1625元已经涨到了2013年的2965元。

未来：养老、医疗是最担心的两大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未来的生活，大多数高龄农民工并没有太强的信心。他们只是希望在眼下还能干活的时候，尽可能地多工作、多赚钱。

李师傅告诉记者，明年回河北老家后，趁着身体还能干，他打算重操旧业——种地。他说，在农村生活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家里的老房子收拾收拾还能凑合住。老两口吃也吃不了多少，而且很多东西都能自己生产。在穿衣方面，虽然自己舍不得买，但孩子们时常会给买一些，也不是大问题。最怕的就是生病。如今，就算是感冒等小病，去医院随随便便也要花上几十上百元。万一身体有了大毛病，还得去大医院，就要花更多的钱，不但自己承受不了，也会给孩子们添麻烦。

李师傅有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大儿子一家在北京摆了一个卖早点的小摊，二儿子在北京郊区一家锅炉厂打工。对于以后的养老，李师傅觉得顺其自然就好——自己能挣钱就尽量不给子女添麻烦，实在干不动了，也只能靠孩子们。“孩子们没读什么书，挣的都是辛苦钱，也挣不了多少”。

和李师傅选择回家种地不同，安徽的老张告诉记者，他宁可整天在外面打小工，也不愿意回家种地，因为种地实在挣不到钱。老张说，现在，他每天在外拉活，妻子也在村里的火纸作坊打工，帮人家叠火纸。虽然工作很脏很累，但一天也能挣个百十块钱。

老张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全部在江浙地区打工。谈到未来，老张表示，他和妻子还能干十几年，自己的生活不是问题，说不定还能攒下一些钱，养老尽量不麻烦孩子们。

一些高龄农民工在发愁养老、医疗问题，另一些却仍在焦虑孩子的成家、买房等问题。

老家在河北承德的许师傅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班。马上就要年满50岁的他，19岁就开始出来打工，在工地上干过小工、木工、钢筋工、塔吊司机等多种工作。他告诉记者，由于项目经理担心出事故，今年春节后，工地上50岁以上的工人大都被辞退，已经不剩几个了。

他说，近几年像他这样接近50岁的工人，很多都在为给孩子买房的问题发愁。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农村里流行男孩必须要在城里有套房才能结婚。如今，一套县城的房子随随便便就要几十万元，为了给孩子凑这份钱，父母们必须在外面打工挣钱。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博士后黄斌欢认为，在当下，纯粹务农已经很难挣钱并维持体面生活。高龄农民工这一代人已经不太可能纯粹靠回家种地来解决自己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其他办法找钱。

郭伟和在研究中也发现，许多高龄农民工不是不想退休，而是不敢退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要给自己挣养老钱。“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孩子成长条件而奋斗，老了还要自己存钱养老，真是让人非常心酸”。

谁来填补高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曾指出，如果将50岁视为高龄的标准，出现大量高龄农民工并不奇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城镇劳动密集型行业留下的职工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农民工，这种城镇企业用(农民)工年轻化的趋势持续了近20年。

他分析，2004年爆发了全国性的民工荒，背后并非是缺乏农村劳动力，而是缺乏劳动生产率高的青年农村劳动力。在当前状况下，虽然农民工的工资连年增长，但这样的工资水平对那些想要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新一代劳动者来说，吸引力仍不够，只有那些工作在城市、未来会回到农村的劳动力(高龄农民工是典型代表)愿意工作。所以说，以高龄农民工应对民工荒已经成为事实，高龄农民工就业将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许多调查研究已经指出，当下高龄农民工多从事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较高的第二产业或低端服务业，而这些工作恰巧又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的。即使高龄农民工目前还能继续工作，但他们也有完全老去的那一天，到那时，谁来填补高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郭伟和指出，从我国的人口结构来看，未来我们将面临劳动力缺乏这一严重问题。要应对这一问题，除了延迟退休等制度性手段，更重要的治本之策应该是让年轻的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体面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权利，让他们获得归宿感和认同感，激发他们身上的创造力。

他提醒，新生代农民工本质上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想留在城市，维权意识和行动倾向更为明显。这就要求政府应该更新思维，多从打通利益表达渠道、降低维权成本等角度，去服务新生代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