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城市的边缘

特约记者/毛空军

笔者采访的近20名“民二代”服刑人员，没有一人谈到自己的法律观念淡薄。受“发大财”、一夜暴富、仇视富人等心理驱使，他们中的很多人迷失了自我。

追梦人

和大多与自己同龄、梦想着衣锦还乡的人一样，孙理想(化名)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监狱里，回首自己6年来在城市里的迷失岁月——尽管现在，他仍只有24岁。

孙理想的老家是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的一个农村。家里说穷不穷，说富不富，除了曾当过小学老师的父亲的退休金外，每年还有3000多元土地承包给别人的收入。地。初中毕业后，孙理想不想继续上学了，便帮着父亲在家种

2004年2月，他来到北京海淀区大钟寺市场打工，给一个小肉店的老板干活，每月工资600块钱。他在之后又辗转几个地方，工资都没有什么变化。2006年1月，嫌在北京挣钱太少的孙理想返回老家，但两个月后，他便呆不住了。朋友王云回家探亲，孙理想见王云西装革履，提着大包小包，非常羡慕，觉得王云发财了，可自己出去打工干了两年没有挣到钱，却灰溜溜地返回了老家。

在一次叙旧的酒桌上，王云告诉他，自己在北京干保安，每月工资1500元，吃住免费。孙理想的心又活了，想跟随王云一起打工，两人一拍即合。

2006年3月，他们一同来到北京，一星期后经王云引荐，孙理想如愿以偿当上了保安。2007年年底，他思念自己的父母亲，给父母亲买了200多元钱的营养品，又带了1000多元钱作为路费和花销，踏上回家的路程。

这次探亲，孙理想并没有给父母留一分钱，那1000多元钱除了留下路费外，其余的都花在和朋友一起喝酒上了。

而自打工到被捕，孙理想一直没有向家里汇过一分钱，“家里也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他说。

孙理想详细罗列了他在北京打工期间的花销账目，平常抽红梅牌香烟4元一包，每月150元；到外面喝酒吃饭每月300元左右；每月网费300元左右，最后“剩不下几个钱”。

孙理想当保安半年之后，迷上了上网吧与网友聊天。他和笔者谈起上网时，异常兴奋：“有时一天上两个小时，有时一天上个通宵，结交了许多女网友。”

孙理想确认对方是女网友的方式是通过视频，他得意地说这些女网友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成为他现实生活中的女朋友。

至于聊天的内容，他只用一句话概括，“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随着上网聊天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孙理想打算自己买一台电脑，这样随时可以上网聊天。

当他把攒钱买电脑的想法告诉王云时，王云说：“咱们广场里有许多屋子，都配有电脑，顺手牵羊弄几台不就行了嘛？我朋友也想整一台，明天正好周末，许多屋子没人，咱们去寻摸一下，顺两台回来就行。”

第二天，两人穿着保安服，东转转西溜溜。孙理想发现了目标：那是一间新世界购物广场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两台苹果笔记本电脑，正在充电。两人把插头拔掉，拿着电脑准备离开时，孙理想在出门前回头突然发现，屋子墙角上方有个摄像头，在门后的小桌子上放着一个7英寸电视大小的接收器(显示器)，孙理想连接收器一起拿走了，他自以为没有这个接收器，摄像头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他没有想到，他的盗窃行为早在他们取走显示器之前已经全部储存在显示器中，况且购物广场已安装了许多摄像头，对此一清二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两人抓获归案。

由于孙理想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王云是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0年4月2日，是孙理想刑满释放的日子。谈到释放后的出路和未来时，他踌躇满志：“释放后我哪儿也不去，还要在北京找工作打拼。因为我在北京跌倒，就要在这里爬起来，我要拾起我的创业梦和城市梦。别人说我们来京打工是为了拥有发财梦和城市梦，我举双手赞成。我个人认为，我干上了保安就是已经拥有了发财梦和城市梦，尽管是昙花一现，但我毕竟曾经拥有或者实现过。我不怨天尤人，我依然是那句话，我美好的未来不是梦！”

孙理想在监狱里，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他提到了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里首次提出的“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从电视、报纸、杂志上看到在今年“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将目光聚集到“我们这个群体身上”，因此，他说自己“满怀信心”，并又一次引用了一句歌词，“彩虹(阳光)总是出现在风雨后”。

我要的自由呢

柳平(化名)，1 9 9 0年1月出生，初中二年级文化，家住甘肃省盐官镇的一个农村。家中有5口人，以种地为生。

柳平初中没有毕业就不想念书了，想来北京打工。但其曾经学习成绩相当不错，尽管常常打架逃学，成绩仍在全年级名列前茅。至于每次考第一的原因，他解释为老师上课无非是讲点方法，其他的自己都会，照着课本例题做就行了，至于课外题，买点书看就会做。

在2006年年初，16岁的他毅然决然地辍学来京打工。谈到来北京打工的目的，一是不想让家里、学校管教，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二是想挣钱——家乡比较贫困。

打工的地方是北京市大兴区旧宫边上的一家服装厂，干做衣服的活，月工资900元，包吃住，确实比较自由。柳平每月自己挣钱自己花，从未向家里汇过一分钱。他平时喜欢上网，花在网吧里的钱每月大概400元。如果厂里没有活干，他会一整天都泡在网吧里。在网上他交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并给她花了4000多元钱买了一条金项链，但恋爱谈了不到一年，他就犯了罪。

柳平认为自己第一次犯罪是因为年龄小，怕苦怕累。他被4名年长的人拉下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在大兴旧宫附近，入室盗窃8起，专门盗窃钱和手机，被捕后被判刑一年。

他在大兴看守所服刑不到半年，又被送到河北省衡水市监狱服刑。

2009年2月释放后，柳平回到了老家，结果呆了两个月，觉得在老家“太没意思”了。“干”呆着没有事干，乡邻又冷眼相看，自己心里也挺惆怅的，他自然而然又思念起北京来，觉得老家和北京相比有天壤之别。横下一条心，柳平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又像小鸟一样飞回北京。

第二次来京打工，他在昌平区的一个大排档里当服务生，工资每个月1100元钱，管吃管住。但活很累，时间又长。从早晨6点起床后，就由老板开着两节车厢的面包车，拉着他去早市采买大排档做客饭用的食材。他负责搬运东西，由于买的东西太多，光搬就得花1个小时。

回到大排档卸下东西后，还不能闲着，柳平得负责摆228张桌子，每张桌子配4把椅子，累得他够呛。

谈到重新犯罪时，柳平说得非常轻松：“2009年5月14日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了我住的昌平区回龙观。我住在二楼，当我准备用钥匙打开我的房门时，却看到了隔壁的门开着，我就收起了我的钥匙，进了屋子里。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屋子里有一把椅子，一个黑皮包就放在椅子上，我把黑皮包拿起来就走，屋子里的其他东西我也没有顾得上拿。也没进自己屋子，而是找了一个僻静地方打开了黑皮包，里面光有一部诺基亚手机，价值1300元。我把手机装起来，把皮包扔到了垃圾桶里。被盗的人，在我走后不久就报案了。由于我住在隔壁，警察连我一块带走了。我到了派出所就承认了，然后被判刑。这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时间是2009年5月14日至2010年5月13日。”

两次进城，两次入狱，柳平说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大城市里，如果没有文化，又和他一样一点苦也吃不了，是挣不了钱的。

同笔者谈起他年纪轻轻就有过两次入狱的经历时，柳平坦言以前没有想过，现在有点后悔。村里的初中同学，有的学习成绩和自己相比差远啦，但是他们考上了大学。“真的很后悔”，柳平又重复了一次。

谈到释放后的打算时，柳平说他想上技校，因为老家的人已经在兰州市给他找了一所技校，等上完学，有了知识，他还要来北京打工。他相信，那时候自己的年龄大了，懂的事也多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做事乱来，不考虑后果。

当笔者告诉柳平，自己采访了近20名新生代农民工服刑人员，没有一名服刑人员谈到自己的法律观念淡薄时，柳平沉思了一下说，自己不是不懂法，也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年纪小，怕苦怕累；而再次犯罪时，却存有侥幸心理，看见别人的财物就心痒，想据为己有。

他想规劝和自己一样来城市打工的同龄人，“不要见到认识的人干某些犯罪活动来钱快，就去效仿，要正确认识自我，当一个人被发财的欲望、一夜暴富的欲望、仇视富人的心理驾驭后，很容易迷失自我，走上不归路。”

5月13日，是柳平重新获得自由的日子，自由是他曾经对城市生活一个最原始的诠释，但却屡屡与它擦肩而过，柳平相信，20岁之后的路还很长，自己不会再次错过。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某监狱的管教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