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西方应走社会主义道路</p><p> </p><p>作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p><p> </p><p>我们正进入金融社会主义(financial socialism)时期，我的意思是说，政府正在收购无法在自由市场上无法生存的企业——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7000亿美元贷款救市、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和Bradford and Bingley。多数观察人士将此类金融社会主义视为应急措施——并认为这是一件坏事。而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公有制需要从金融行业扩大到制造业和服务业。</p><p> </p><p>其原因在于，欧洲和美国有很多产业和服务性企业不能在全球经济中存活。上世纪80年代，人们常常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将得到低质量的下等工作，而西方国家会把更高质量的技术工作留给自己。事实证明，过去20年的情况并非如此。印度、巴西、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市场；它们日益成为能够提供高技能高质量工作的地区。</p><p> </p><p>在欧美，过去15年新增的许多职位都是低技能的服务性工作。这些职位受到当地消费者不断波动的信用卡债务的制约。在发达国家，失业已成为生活中的严酷现实，而且失业率还会上升。我自己的估算是，到2015年，英国和美国的结构性失业率将升至约7%，不充分就业率将上升30%。这是保守的估计；我的一些同事（例如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预测的失业系数更高。即便根据我相对低的估计，这些数字也将给失业和残疾补助带来巨大压力。在欧洲，随着老年人数量的上升和劳动力人口的下滑，失业率每上升一点都意味着更多不幸。让我们从政治层面考虑一下吧：失业的人是愤怒暴躁的公民。让我们也从基本的人性考虑一下吧：人们有生产能力才会自尊。</p><p> </p><p>我们是如何进入这种乱糟糟的危险局面的呢？欧洲和美国表现不佳，没有为创造新的可持续工作投入必要资金。恰如其分地以科技发明而闻名的英国未能发展风力涡轮等绿色产业——这种创新已得到长足发展。美国减少了对技术手工业者的职业教育，面对高质量技术手工劳动只能外包或进口的局面却表示惊讶。</p><p> </p><p>公司的全球经营模式也削弱了它们的生存能力。管理者被迫密切关注股价波动，不断通过并购调整公司结构，而非进行长线管理。在汽车业，人们常常把丰田(Toyota)和克莱斯勒(Chrysler)作为经营良好与经营糟糕的典范相比较；二者根本区别在于，外部股东要求对丰田的影响远远小于克莱斯勒。</p><p> </p><p>那么，公有制为何是件好事？毕竟，克莱斯勒曾经接受过救援。我们曾经看到过的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的员工持股方式也没有取得成功。在我看来，公有制之所以是个好主意了，是因为我们现在吞下一颗大大的苦果。在当前形势下，西方经济无法自我维系；就我们所知，私营企业是一台制作粗糙的笨拙机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它就会减少机遇，降低员工的生活水平。不过，为什么是公有制呢？</p><p> </p><p>面对不断上升的失业潮，一些顾问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倡导的那种保护主义，似乎只是一种软弱的回应。你不能通过闭关锁国来保护就业。按比例计算，受保护产业——在美国有很多——增加的就业机会不比自由市场产业多。类似于金融行业目前所受到的那种监管基本上与扩大就业无关。关键不是限制冒险行为，而是要鼓励投资和创新。这一过程需要资金，需要比严格市场估算认为合理的数目更多的资金。这些额外的资金就是公共投资的切入点。</p><p>如果这好像很难接受，那就想想印度。按照西方的算法，印度受到政府资金支持的建筑、信息科技(IT)和医疗行业大多人员过剩，效率低下。然而，公共投资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随着它们的壮大，对政府援助的需求已经下降。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通过公共投资促进了本国的增长，而没有担心会干扰自由市场。享受这种资助的行业得到了蓬勃发展。</p><p> </p><p>就英国和美国而言，尽管我希望，但却预见不到这样的幸福结局。为了让人们有工作，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政府必须对境况不佳的生产性行业提供永久性支持。相对于有效盈利能力，完全就业对我们的社会更为重要。如果这看上去难以接受，那就考虑一下以下的选择吧：政府可以将资金投放在失业补助或就业方面——那些从纯粹的商业角度考虑并不合理的工作。</p><p> </p><p>从更乐观的角度来说，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社会最终受益于“新政”(New Deal)的大规模公共建设工程计划，在较短时间内，美国员工找到了支付账单和保留自尊的方法。今天，新政的效果将会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为了员工，向境况不佳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让它们生存下去。</p><p> </p><p>本文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社会学教授</p><p> </p><p>译者/梁艳裳</p><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