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要结合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看，不然容易给教育加入太多教育无法承受之重。随着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升，再加上中国式分权中的政治集权对于城市尤其是政治中心城市（省会、地市、县城）更有利，农村精英不断向城市流动，农村的高素质人口在减少。农村高素质家庭下降的速度远大于农村人口流出的速度，这是基本背景。一个可以问的学术问题是：在同样的家庭背景下，在农村接受教育的人会比在城市接受教育的人进入优质大学的概率低多少？这个问题的研究设计，虽然比较难，但是并不是不可以。
在呼吁了多年的教育公平后，分析当前农村教育的社会流动作用，不妨先基于中国和国外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流动经验来总结一个benchmark。对国外了解有限，不敢乱说，且说中国。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至少可大致区分出以下几个比较独特的时期：西周以及之前的封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至隋唐、唐初至清末。隋唐以后，由于科举制的完善，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中起到的名义上的作用在加大，但是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最唯才是举的是存在激烈竞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没有相对统一的教育内容，儒家那一套并非主流，法家更有市场，人才不问出身，讲究“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到了大一统时期，虽然隋唐科举以后看似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功能在增强，但是本质上作用并不大。科举制，初衷是作为皇权压制贵族阶层权力的工具，为社会中上阶层建立向上流动渠道、避免世袭贵族力量过强出现魏晋时期乱象的制度创新（站在集权者角度，科举制和“无产阶级夺权”有相似之处，只是后者更加极端，也更不可达到稳定结构）。考察明清进士的家庭结构，几乎都出生于当地世族，状元就更不用说了，寒门子弟几乎没有（不是从小家庭出发，而是从家族出发，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往往是以家族而非家庭为单位）。考一个进士，需要博览群书，需要私人藏书，需要优秀的师友。这对穷人家的孩子太奢侈了。不过，如果一个普通家族在某一代出现了“基因突变”，某几个人特别擅长经商、耕地或其他某些技能，积累了一定财富，就可以在维持家族生存的情况下逐渐积累财富，这样下一代或者说下下一代就可能选择优秀的子弟接受教育，从而通过科举实现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最成功的家族，往往可以从第一位获得功名的祖先开始往下传很多代，出多位进士状元，比如明末的张岱家族（史景迁写过一本《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值得一看）。
高度倾向社会底层（无产阶级）的教育体制，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红卫兵学员就是，不过那是“革命”需要的产物，遗毒至今未完全消除。在文革之后，确实也曾出现过一个“教育成为社会阶层流动阶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美好时代。与其说需要感谢的是那时的教育，还不如说需要感谢的是“文革”和市场化改革。那时候的教育质量，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看，比现在的差。但是，文革的荒谬让知识在后文革时代变得稀缺、文革时期上去的许多干部会造反但是不会治国和做事、在老干部平反后逐渐靠边站，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真空，体制内开始以教育为主要筛选标准吸收了大量年轻人。
中国的政治精英，比我们想象的有前瞻性。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时，接触到的信息、思考的深度远远不如政治精英。仔细看一下“以县为主”以来的农村教育体制，琢磨一下教育财政体制的变化尤其是专项经费，看一看反映“乡城差异”为城市教育哭穷的一些地区，就会知道，ZF在资源分配中为农村教育切的这块蛋糕究竟如何了，而且为了维持教育公平，保农村教育，已经极大的牺牲了效率。农村教育的问题，确实重要，但是我们需要追问：我们弄清楚事实了么？我们找对问题了么？
在一个革命刚刚结束，“无爹可拼、无人可用”的年代，教育的社会流动作用巨大是可以理解的——哪怕当时教育质量如此之低，更多是作为筛选机制出现。在一个正常年代， 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衰退，是一种正常的回归。拼爹无处不在，人类天性使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聪明的爹、有钱的爹、有权的爹都会尽自己可能让自己的孩子更有可能脱颖而出。以分数为核心的选拔机制，与“素质教育”之类选拔的相比，已经是不那么拼爹的了。
但教育本身的作用依然是存在的，而且依然是农村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最靠谱手段。对于有志青年，如果恰好并不缺乏智慧，又恰好选择了一个有市场价值的知识领域学习，不管如何学习、在哪学习，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能够获取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若运气足够好，进入高成长行业（如各大互联网企业的元老级员工），适时的遇见贵人提携，进入社会中上层也并不是毫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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