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投票权：亚投行谁说了算？　　北京时间10日晚，德国财政部宣布，德国内阁已在周三批准该国加入亚投行。德国财政部指出，中国将获得亚投行约26%投票权，在亚投行的重大决定上有一票否决权，但亚投行内部的力量是均衡的，西方国家在亚投行也拥有具有否决权的少数投票权，中国及亚投行临时秘书处在协商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西方国家的要求。
　　亚投行章程复印件曝光
　　据观察者网报道，德国内阁支持政府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议》。
　　亚投行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德国将投资45亿美元。路透社此前披露的德国财政部文件显示，德国计划在2016-2019年向亚投行提供约9亿美元资金用于认缴股本，自2016年起提供36亿美元担保，成为该行第四大股东，仅次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成为第四大成员。
　　德国财政部的发言人称，协商过程中中国及亚投行秘书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西方国家的要求，西方国家在亚投行拥有具否决权的少数投票权，亚投行协议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其他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协议几乎完全一样，德国认为亚投行内部的力量均衡。
　　据悉，德国参加亚投行需要获得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批准，预计两院将在2015年年底批准德国加入亚投行。亚投行拥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本月底将在北京签署章程。若获得拥有50%以上投票权的10名成员批准，亚投行最早就可于2015年年底之前开始运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等国家创建亚投行的目的是支持亚洲的基建投资，被视为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的一个对手，以及中国扩张“软实力”的重要跳板。《华尔街日报》就说，亚投行被视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潜在挑战者，美国在后两者中具有显著影响力。此外，外界也担心亚投行的最大股东中国将在该行的政策方面权力过大，同时也担心亚投行的规则达不到西方的标准。
　　但德国未理会这些担忧，并表示西方成员国也能够施加影响力，进行集团投票。
　　之前，曾有外媒报道中国为了吸引一些大国加入，曾表示可以考虑放弃否决权。但是，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针对这一报道做出明确表示，是“伪命题”。史耀斌说，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所谓中方寻求或放弃一票否决权是一个不成立的命题。
　　另据报道，在9日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峰会中谈及亚投行时，呼吁G7形成团结，对华采取统一反对和牵制行动。然而，各国首脑均表示出冷淡的反应。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安倍首相坚持要将亚投行问题列入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感到不满，直接向安倍首相表示：“AIIB(亚投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希望在日本当了主席国的下届峰会上再去讨论。”
　　根据德国此次披露的信息，中国将持有约26%的投票权。《华尔街日报》根据亚投行章程计算，非亚洲国家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新加坡共计将拥有大约30%投票权，可以否决多数票。
　　不过，德国财政部官员称，目前的计划是欧元区成员国将设立一个投票权集团，其中作为最大的股东德国打算领导该集团。另外，德国计划选派首位执行董事。
　　据凤凰国际报道，与世界银行及其他贷款组织不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采用更精简的结构，这展示了北京在此大型项目中的快速和高效。
　　华尔街日报并援引亚投行《章程》及知情人士的消息，亚投行的投票结构意味著，作为该行最大的股东，中国将可能有机会否决重大决策。同时，亚投行也将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有所转变。
　　中国在这两家国际组织游说多年，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大的话语权。
　　华尔街日报6月4日曾援引一位不愿具名的印度官员称，中国在亚投行的持股比例为30%左右，印度的持股料为8%左右。印度的投票权份额可能在7.5%左右，也将持有第二大投票权份额。与之对应的是，亚投行的决策需获得75%的“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也就是说，中国拥有了事实上的否决权。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称，中国从现有的多边机构中受益良多，但在很多方面也非常失望。他表示，中国认为这些机构没有提高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市场的权重，且这些机构常常行动缓慢、过于官僚气。杜大伟曾担任世界银行驻中国官员，并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他为亚投行提供了无报酬的顾问服务。
　　长江商学院(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北京校区的经济学教授杨瑞辉(Leslie Young)称，作为对美国的回应，中国在亚投行建立具有经济合理性和透明的治理结构，这对中国不会有害处。他表示，这将改变整个局势，并扩大中国的软实力。
　　各国的谈判代表上个月在新加坡批准了亚投行的基本框架，同意将该银行的初始注册资本定为1,000亿美元。知情人士称，定于6月底举行签约仪式。据中国媒体报道，只要有至少拥有50%投票权的10个成员国批准这项协议，亚投行就可投入运营，具体运营时间很可能在2015年底之前。
　　实际上，计算投票权的分配公式十分复杂，其中涉及各成员国的出资额、经济体量、每个成员国数量相等的基础投票权加上每个创始成员国额外得到的600张票数等。亚投行为亚太地区成员保留了至少75%的投票权，这将使得亚洲小国获得的话语权大于他们在其他全球性组织中的话语权。
　　根据该行的《章程》，中国将提供该行1,000亿美元资本金中的297.8亿美元。根据投票准则，中国政府将拥有25%-30%的投票权，足以阻止需要至少75%超级多数票才能通过的结构、成员、增资等重大事项。
　　亚太地区其他潜在出资成员方包括：印度出资83.6亿美元，俄罗斯出资65.3亿美元，韩国出资37.4亿美元。其他地区，德国出资44.8亿美元，法国出资33.7亿美元，巴西出资31.8亿美元。
　　接近亚投行的人士称，组建亚投行是中国试图重塑全球秩序的重大举措之一，为此该行将力争在效率和透明度方面设立高标准，同时也将反驳有关亚投行将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工具的批评之声。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教授崔凡称，与其他需要冗长审批程序的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将努力提高投资效率。
　　分析人士和知情人士表示，与职员及顾问总数超过1.2万人的世界银行相比，预计亚投行在人事安排方面会比较精简。亚投行不设常驻董事会应该会节约成本，还会减少决策过程中的摩擦。
　　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称，常驻董事会每年要耗去世界银行大约7,000万美元的资金。他表示，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管理层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因为常驻董事会人员希望在项目的初期就能了解相关情况。
　　亚投行《章程》承诺，将关注环境影响，并推动实现更高的透明度，不过《章程》并未提出防止串通投标、环境恶化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造成其他后果的具体机制。知情人士称，这些问题是未来有可能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的关注重点，这些国家需要回应国内选民的相关关切。
　　中国欲打造高效多边机构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备受期待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章程》昨日浮出水面。架构精简、中国保持最高投票权是两大亮点。
　　对此，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MarcUzan表示：“这一可能的结果对中国而言是好的开头。亚投行在治理、投票方面的进展速度已经大超预期(aheadofcurve)，而不设常驻董事会则是重大创新，该行的高效或将对其他多边机构产生‘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
　　关于精简、高效，一个无报酬的、非常驻董事会无疑将达成预期，这可能是亚投行的最大突破。目前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
　　精简的重要性以一个真实案例或更加直观。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称，常驻董事会每年要耗去世界银行大约7000万美元的资金。他表示，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管理层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因为常驻董事会人员希望在项目的初期就能了解相关情况。
　　而关于高效的重要性，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的人士表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韩国只剩下39亿美元外汇储备，为渡难关，政府不得不在当年11月向IMF申请了紧急救助贷款。然而这换来的是IMF相关人士“入驻”韩国央行，实时干预其如何使用款项，并要求其按照IMF的标准实行财政紧缩，效率极低、效果不佳。
　　再例如，马赛KEDGE商学院资深供应链管理专家张峰介绍：“之前在印度看到世界银行贷款的马路中间断贷停工几年在那里。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机构条条框框较多、进度较慢、标准高，因此印度可能很难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亚投行应该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亚投行如果能够切实履行精简、高效原则，无疑为世界塑造了多边机构“新范式”(newparadigm)，这或许将传导至其他老牌多边机构，改善全球治理格局。
　　至于IMF和世行等老牌多边机构将如何应对？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DavidLipton)近日在北京接受专访时表示，已与亚投行筹备方会面，IMF可以将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亚投行分享，这有助于该行作出基建融资决策。
　　除了精简高效的最大亮点，亚投行的出资比例和相应投票权也受到关注——中国或为第一大股东，而出资第二多的印度或为第二大股东。
　　实际上，关于潜在的第二大股东印度，外界曾存在一定的担忧。不过，不少专家透露，中印双方在亚投行中看到了合作的机遇——印度在IT系统和快递管理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印度的高速公路建设、车辆、港口设备等许多行业也有投资、建设的机遇。
　　反而G7国家中没有加入亚投行的美国和日本的态度值得进一步推敲。
　　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财务金融系主任威廉·L。麦金森(WilliamL.Megginson)教授近日在复旦管院访问期间坦言：“尽管美国之前也表示愿意与亚投行合作，但美国的确担心亚投行的出现或将影响其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这种矛盾情绪确实存在。”
　　同时，尽管由日本和美国主导的亚开行几度表示愿意与亚投行合作，但日本政府上个月也称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1100亿美元用于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等同于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投行的法定资本。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相似之处占到多数，但日本领导的亚开行与中国领导的亚投行也存在着不容小觑的差异性。这主要是中日两国分别对亚洲整体形势理解的差异；以及通过两行，两国对各自在亚洲地位上诠释的差异。
　　据凤凰国际报道，仔细研究两行的相似之处可发现，虽然亚开行成立于1966年，亚投行成立于2015年，但二者都代表了成立时期亚洲主要经济强国的理念，而这种理念的根源是一样的。
　　首先，两国在发展上取得的成功都各自有一些本质特征，并可影响至亚洲其他国家。其次，当时在亚洲运营的政府间发展银行业已被其他强国所主导，并没有充分(或着力)给予亚洲领导国在获得发展性成功上的关键要素。
　　鉴于对亚洲和全球财务本质特征所划分的普遍性区域焦点有所差别，因此从亚开行的角度看，该行的成员区别在区域性和非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