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子邮件“充满敌意而且持续不断”。简•艾伦(Jane Allen)是一家美国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她会花半天时间回复自己的老板，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的羞辱。她已经到了惧怕查看收件箱的地步，因为害怕遭受新的羞辱。“我一看到（我的手机）收到新邮件，就会感到身体不适。”

由于要抚养孩子并支付抵押贷款，艾伦（化名）觉得不能辞掉工作。所以她坚持忍耐，直至找到一份新工作。
“我感觉像是置身于战场。总处于守势，子弹总射向我。”最终，这影响到了她的睡眠，严重打击了她的自信，致使她患上了抑郁症。
如今已找到新工作的艾伦，正在考虑将以前的雇主告上法庭。她认为那些电子邮件是一种网络霸凌(cyberbullying)，只是与传统的职场霸凌不同罢了。
她说，那些邮件危害尤其严重，因为它们可以被反复地阅读。这意味着艾伦——出门在外时依靠自己的手机与总部及同事们保持联系——时刻都能感受到施害者的存在。
研究人员通常将职场网络霸凌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人反复承受可感知到的、通过与他们的工作环境有关的科技手段（电子邮件、网站及社交媒体）实施的负面行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管理学院职场心理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k Psychology)的塞缪尔•法利(Samuel Farley)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在英国，调解服务机构Acas阐述了网络霸凌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呈现：“不雅照片、攻击性或威胁性的评论，以及敏感的个人信息，都可能被恶意发布。经理或员工都可能成为受攻击的目标。受害者可能会意识到他们受到了欺辱，也可能不会。”例如，虽然他们很可能会看到通过电邮发来的威胁，但他们可能不会看到社交网站上对他们的评论。
美国职场霸凌学会(Workplace Bullying Institute)会长、社会心理学家加里•奈美(Gary Namie)说，网络霸凌的攻击性常常是面对面交流达不到的：“科技使人们更容易远距离地表现出仇恨和残忍。”
与面对面霸凌不同，我们随身携带智能手机的事实意味着网络霸凌可以穿透家这个“安全港”。
某些情况下，一种霸凌行为可以是匿名的，与艾伦的情况不同，她的施害者显然是可以查出的。
法利说，科技可能会加剧攻击性行为。“当你进行远程操控时，就会出现去个体化的问题——你紧盯着屏幕，而且变得不那么愿意体恤别人的感受。这可能会导致你发送一些你不会当面对他们说出的话。”
美国致力于儿童反霸凌行动的南希•威拉德(Nancy Willard)赞同这一观点。“科技倾向于增加情感冲动。潜在的观众数量极大——在线上，更多人可能会看到它。”
法利说，许多受害者都默默忍受，因为他们觉得网络霸凌只是影响在校年轻人的问题，而对职场成年人影响不大。因此，职场中的这一问题可能被忽视了。
“没有人知道程度如何，”他补充说。
英国智库Civitas副主任阿纳斯塔西娅•德瓦尔(Anastasia de Waal)说，不变的主题是“网络霸凌非常难以控制，且可以迅速传播”。
她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成了别人的目标，记录下来：“这是观察某种模式的好方法。”而最后，一定要向雇主报告此事。
译者/陈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