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被恩格斯称之为“不亚于唯物史观伟大发现”的第三大发现.《资本论》中的“总体性”原则、“整体性”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它是超越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命题、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一场方法论革命，是正确处理主体和客体、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历史和逻辑之相互关系，“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的方法。
　　二、卢森堡、卢卡奇等人推崇“总体性”、“总体范畴”及其“至高无上性”原则，指出：总体范畴是辩证法的支柱，“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
　三、　从经济学狭义方法论角度来讲，就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总体构筑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资本论》四卷结构及其蕴藏的“大写的逻辑”正是马克思逻辑体系总体构筑方法演绎的产物。这一方法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逻辑地再现社会经济形态总体的一门学问，一言以蔽之，就是构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运动的逻辑体系，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同时，也验证了一句名言：“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
　　四、马克思关于“思想总体”再现“具体总体”的总体方法论，无疑是建构中国经济学体系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总体的生成和演绎依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辩证法的运动。它作为一种“思想总体”要素的诸种范畴的自我运动，实质上是一系列中介范畴、中间环节之间的中介运动。确定这一研究对象总体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直接与生产力发生作用的，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中介环节和中介运动，才能与现实生产力相结合。因此，基于中介范畴和中介环节的亦此亦彼性质，即具有既有生产力属性又有生产关系属性的亲和力，由此而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沟通管道，扮演了旨在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最佳结合的突破口这一重要角色。选择何种能够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中介范畴和突破口？必须审时度势，依据所处时代条件、具体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而定。马克思所说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机制以及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发展方式、管理方式、分工、产权、股份制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不同程度上扮演过中介范畴和中介环节的角色。
　五、　在中国，如果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突破口是推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代之以市场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终于找到的中介范畴和中介环节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今后数十年贯穿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
六、列宁对马克思根据社会经济的全部总和来分析问题的方法更加推崇。列宁写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将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1）生产资料的生产和（2）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详细地考察了在以原有规模再生产的情况下和在积累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资本论》第三卷所解决的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科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社会经济的全部总和来分析问题，而不是像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根据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来分析问题。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了剩余价值之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
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公式：剩余价值率=可变资本/不变资本。这一公式不是针对个别企业的，而是针对社会经济的总体。这也不是一个利润公式，而是一个价值公式，可以与凯恩斯的“总量分析”联系起来思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比较接近凯恩斯的就业乘数k。如果我们沿着这条思路探究下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将超越凯恩斯并指引着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