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心卡通便当(kyaraben)制作方面，日本亚马逊网站(Amazon.co.jp)为寻求启迪的日本母亲提供了138本不同的书籍。所谓爱心卡通便当，是一种将孩子的午餐盒饭做成卡通人物造型的复杂艺术。在这些书里，精通此道的主妇们提供了种种诀窍，比如如何把干海苔做成超级马里奥(Super Mario)的头发，或者如何把莲藕雕刻成Hello Kitty的脸。
最近，日本政府网页上的一篇文章对制作爱心卡通便当提出了赞扬，这引发了一场“代理辩论”(proxy debate)，议题包括母亲的角色、性别平等，以及如果日本继续浪费发达经济体中受教育程度极高、而利用得极不充分的女性人口，日本经济将面临何种前景。
一些人表示，在午餐盒上争奇斗胜，会促使家庭主妇的孩子讥笑职业女性的孩子，而这些职业女性往往还得在不平等已成惯例的职场艰难奋战。而传统派人士则回击称，日本社会千年以来的繁荣，靠的是珍视专职母亲，她们不仅为孩子制作米妮(Minnie Mouse)造型的炸土豆饼，还引导日本孩子在数学和读写能力方面取得傲视世界的成绩。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2014年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6%，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高于意大利，但落后于英国、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日本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仅5年前该数字还只有63.1%。
更关键的是，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其男性劳动参与率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为84.9%，几乎为世界最高。这一巨大差距的才是问题所在。一些人声称，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位列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经济还将继续陷于困境。
安倍的一支箭
在安倍晋三(Shinzo Abe)旨在让日本经济摆脱停滞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计划中，这个问题被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被视为日本首相为提振日本增长的多支“箭”中的一支。过去几年里，近100万日本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大军。
但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日本策略分析师松井凯茜(Kathy Matsui)表示， 2012年12月当选的安倍政府幸运地赶上了好时机。“统计表明安倍经济学创造了数十万新工作机会，但其中许多只是兼职工作。由于日本的人力资源几近耗尽，女性正在满足经济需求。”
批评者认为，挑战不仅在于要为女性创造更多机会，还在于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职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员工往往工作时长最长，而且生产效率也属于最低之列。

数百万渴望日本企业为她们提供更好工作机会的年轻未婚女性，正在密切关注这场斗争：斗争的一方是传统，另一方是对职业女性（她们担心“职业僵局”）日益增加的需求。
理论上，日本国会近日通过的一项女性赋权法案应该会使转变加快。雇员超过300人的企业将被敦促雇佣和提拔更多女性。但这并非强制性规定，对于那些没有达成目标的企业也不会进行正式惩罚——这一弱点致使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粉饰门面。
“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对于像我这样的女性来说，将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时刻，”此前在贸易公司任职的Noriko Takeda说，自己就是日本的女性厌恶症“沉默而愤怒”的受害者之一，“事实上，悲多喜少。这项法案晚得令人厌恶和难堪。对我来说它显然来得太晚了，而我还不到40。如果它能帮助下一代女性成功就太好了，但如果这项法案失败了，一切都将被推迟。”
在大部分其他公众辩论议题中，安倍都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为日本设定了一个宽松的目标，到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时，实现“女性领导在日本社会不同领域占比达30%”。

但是，这个目标似乎是野心勃勃的。2013年，日本议会众议院中的女性议员仅有8%；而同年德国女性议员比例为37%。2011年，日本女性经理的比例仅为10.6%，远低于英国同年35.7%的比例（而英国本身也因比例低而遭受指责）。
从日本顶级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毕业拿到法学学士学位后，Noriko Takeda向一家贸易公司发出了求职申请，但却被告知她只能加入女性毕业生的“文员”行列去做秘书工作。与此同时，迎接多数男性毕业生的却是管理岗位。
“直到在我大学的最后一年，日本看似还是公平的。然后我开始申请工作，才发现他们完全不给你机会。”
“在语言测试中我比所有人都强，但他们却把工作都给了那些连一个英语句子都说不出来的男性求职者。他们在面试中问过的一个问题是‘你有生育计划吗？’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都是不合法的，” Noriko Takeda称。
安倍正忙着让公众相信日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他决定把所谓的“女性经济学”作为实现增长的关键之一，这使他不得不触动日本的一些既得利益。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鉴于其他促进增长的政策效果不佳，安倍别无选择。

一些人甚至对安倍这一倡议的诚意产生质疑。过去60年，安倍所属的保守派执政党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执政了55年，本可以早些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学者认为，每当一部分自民党领导层试图使用“平等”一词时，党内另一部分更为反动的成员便会推动该词的停用。
政治推动力
安倍手下负责女性赋权的大臣有村治子(Haruko Arimura)称，这方面的发展劲头日益高涨，新法律也是日本政府意识到该问题紧迫性的证明。
“自民党曾经是家庭主妇的捍卫者。如今它为了职场女性摇旗呐喊。过去，女性赋权曾经是一个关于道德和人权的问题。现在它已经成了安倍经济学增长计划的关键策略，”有村称。
高盛预计，缩小日本就业中性别差距——将女性就业参与率提高至80%——的影响，可能会使日本的经济产出提高13%。
那些质疑政府决心的人指出，在企业世界中，“孕妇骚扰”（maternity harassment，女性一旦怀孕就会被逐出职场）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催生了“matahara”这个缩写词。然而，日本主要的商业游说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一直支持改革呼声，并鼓励其超过1300家成员企业任命更多的女性董事会成员。
虽然让更多女性加入董事会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但简单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表明，日企将被迫雇佣和提拔更多女性。到2060年，日本老年人的比例将达到40%。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一些人指责安倍以一个无论如何都将出现的趋势来邀功。

里昂证券(CLSA)的策略师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Smith)也指出，在日本，女性在经济衰退时期会出去工作以补贴家庭收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会随之上升。
这并不是人口特征和女性经济学发生重叠的唯一地方；其他人主张，日本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平均只生育1.4个孩子——就是数百万女性感受到束缚的最明显征兆。
“女性看到这种情况，判断出就算想要孩子，她们也不能要，”东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的政治学者三浦まり(Mari Miura)说，“在我看来，除了宣称低生育率就是因为年轻女性‘自私’以外，日本政府从未对低生育率进行过任何理性分析。”

三浦表示，问题是更根本上的：日本企业无法用除工作时间和工龄以外的任何其他标准来评估男性或女性员工的工作。
然而，越来越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日本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安倍经济学带来的推动力和因人口减少而收紧的劳动力市场，使日本求职者和工作机会的比例达到了1比1.19。
“这个数字是女性经济学的关键，”东京纽银梅隆(BNY Mellon)投资主管Miyuki Kashima说，“1比1.19的比例，如果一家公司对你不好，你就会去别处就职。企业将改变行为来体现出这一点。今年超过50%想要招聘应届毕业生的企业并没有招满。”
女性晋升前景惨淡，除Miyuki Kashima所说的少数女性首席执行官以外没有榜样，都意味着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日本女性多年来一直告诉自己，她们不想升任高层职位。
未来走向？
有村治子谨慎地反复提及，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自豪。“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女性不必因选择不工作而有负罪感，而那些职业女性也不会因把孩子交给别人带而感到内疚，”她说。政府调查表明，30%的年轻女性主动希望成为家庭主妇。“我们需要尊重她们的选择。”
这位大臣热衷于引导辩论中的争斗，以防这些辩论造成太多分歧。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女性经济学辩论与关于移民增加的辩论重叠的部分，移民问题是安倍政府的敏感话题。当被问及涌入的移民担当保姆或者护士是否能帮助日本女性返回职场时，有村治子称这种办法“不是万能的”。

她表示，日本男性和该国企业面临的改变，和女性员工需要做出的转变一样重要。正如一些展开女性经济学辩论的人所说，日本的国家存亡，将取决于是否要直截了当地承认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巨大的男女薪酬差距（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列第三）依然存在，阻碍已婚女性工作的税收扭曲也依然如故。
最难转变的是依据员工的工作时长、忠诚度和年龄来评价员工的倾向。“你如何衡量人们，人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村表示，“要向女性赋权，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衡量工作表现的方式。衡量方式必须是基于生产效率，而非工作时长的。必须将老板帮助员工取得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情况，作为评价老板业绩的一项标准。”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Reika Omura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年前，她在劝诱下辞掉了信用卡公司的工作，现在在横滨的一个加油站工作，她表示需要做出的改变其实比这更简单。
“他们试图用一种听起来很科学的方式谈论如何衡量工作表现，”她说，“根本上，日本女性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男性和太多女性，都认为女性是（装饰用的）花，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用来建造东西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