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改革、发展与治理的方向何在？

下面谈如何治理。造成当前经济下滑的基本原因有周期性，但周期性太长，已经有八年，这很不正常。除周期性、结构性因素外，我认为政府管理缺失、弱化，所导致的不作为（其中包括：政策不作为和措施不作为）使得上面提到的“三难”现象出现也是重要原因。从大方面来看，“三难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处理好政府职能界定问题，从而没有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其实中央、国家文件制定得非常好，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我在写《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那本书时非常高兴，非常振奋，而现在那种心情基本已经过去，其原因就是由于现实和文件大不一样，有很大的反差。

现在我们的许多改革在往回改，股市、经济政策又回到政府主导的老路，就是一旦遇到问题，就回到老路，就想到仍采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去解决，其负面作用很大。股市的大涨、大跌，我认为主要是政府政策、政府官员造成的，没有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仍然是一个发展型的政府，“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的“三重三轻”现象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想要熨平股市的波动、经济的波动，结果造成更大的波动，更大的负面作用。我们同意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该是中高速，即使下降，也是缓慢下降，这样大幅度下降肯定不正常，肯定不是新常态。我们需要纠正GDP中心主义，因为它造成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不要GDP指标，而是把教育、社保、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指标同时放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短期工具，治标不治本，如何改革，改革方向是什么？我认为，政府应该退出一些领域，不应干扰市场，这是最基本的，至关重要。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字，就是“放”和“开”，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做不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要让市场充分竞争，现在国企改革就是要把国企合并，变为唯一的、绝对的垄断，好让国有企业相互间不竞争，但竞争产生效益，一旦国有企业垄断市场，国有企业的效率（而不是垄断利润，很多人分不清它们间的差别）就会下降。此外，垄断了，民营企业如何能进入？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做好中长期发展。任何一个经济体一定是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升级，也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然后再到创新驱动，使民营经济起主导作用。创新不需要政府去做，政府主导的创新从来没有成功过，美国所有的创新基本都由民营企业去做。非常具有创新的阿里巴巴、华为这两个企业是国企吗？不是，是民企！我国的淘宝、互联网金融是由国家去做的吗？这是不让民营经济进入金融行业倒逼的结果，是死地而后生导致的结果。国有企业如不能解决效率低下、寻租腐败、挤压民营、机会不公这四个问题，就不可能搞好。我20年前早就对混合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它至多是个次优制度安排，说不定会造成两难。如果让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占大头，民营企业或个人愿意能放心将自己的资金让国企的主管去管理吗？如何保证国企的比重不占优，如何保证国有资产的不流失？即使能做到，其制度交易成本，包括监督成本一定会很大，效果会有限。


一个好的制度或好的治理的三要素

当然，如开头谈到的，即使我们界定好了市场与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后，还要解决一个好的制度或好的治理的三个要素环节，即法治、政府执行力和问责（社会监督及官员问责）。

其一，法治的首要作用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个体。这是“法治”和“法制”的本质差别。一个好的法治环境，可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正让市场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只是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腐败的空间。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个有效政府首先得是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其定位需要由法治来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因此，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成为关键。

其二，一个善治国家也离不开政府的执行力，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它需要的是一个有限而有效的政府，政府在最基本的维护和服务职能方面应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已有，方案已定，但最终还需要靠各级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去贯彻和落实。当前不少基层干部怕犯错、怕担责，执行者的不作为，已经成为改革推进的严重障碍。上面猛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频踩刹车，最终令改革发展的力度耗散。增强改革的执行力和发展的驱动力，必须从法治、激励和理念三个维度推进综合治理，特别是要发现和培养改革发展的开拓良将。

其三，没有问责，没有社会和媒体的监督，没有责任边界的划定，这样的治理体系将是涣散失效的。没有有质量的量化指标，就没了努力方向，也就无法对官员加以问责，从而官员也就没有责任和动力关注经济发展，不再勇于创新。过去的GDP中心主义（当然还加上维稳）的政绩考核方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但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说现在就可以完全不要GDP增长目标，在这方面不要作为了，当前更需要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目标。在新时期，我们应该着力研究探讨的是如何将过去政绩体系中被忽视的教育、环保、卫生等民生性公共服务指标纳入进来，与GDP指标一道形成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新的促进科学发展的多维度的全面考核体系，而不是完全放弃对GDP经济增长的承诺。与此同时，社会监督也很重要。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信息，当地的民众显然更加了解，地方和中央政府往往是信息不对称的。因此，政绩考核体系需要纳入当地民众的民意调查，让民众参与完善政绩考评机制，以使得信息更加充分。这样通过自上而下的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将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形成有效制衡。


民营经济大发展、经济自由及竞争依然需要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让国有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非主导作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惟其如此，才可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依然要靠的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包括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并且，借助互联网现代技术，可以使这一驱动转变更加顺畅。

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如果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势必会导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据支配性的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势必会导致四大问题：效率低下、贪腐猖獗（除非完全没有市场的元素，如计划经济时代，但效率最为低下）、挤压民营经济、机会不均等（社会公平正义严重不足），从而难以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此同时，从历史视野的分析角度来看，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三次以国有经济推动工业化的尝试均未取得实质成功，以政府高度干预经济为特色的民国政府统制经济和建国前30年计划经济弊窦丛生，均未能将经济发展引入正途，也值得殷鉴。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受个体逐利的约束、资源的约束、信息非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首先要赋予公民基本的私权，其最核心是基本生存权、经济自由选择权、私有产权。其中，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其实秦朝商鞅就曾以野兔被捉前后的区分为例来阐述产权明晰可以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产权是否明晰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当前贪腐猖獗除了那些干部本身的素质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过位，就可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所以，根本的出路在于，进一步推进民营化的进程。在防贪、反贪方面，采用孙子兵法中的“不战屈人之兵”才是上策，有贪官才去反贪至多是中策，说不定是下策，历史的经验早已告诉了我们此点。要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的上策是，通过合理界定政府治理边界让官员没有机会贪，通过法治让官员不能贪，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不敢贪。


托马斯·皮凯蒂对现代市场制度的悲观既没有必要，所给的药方更是不能采用。现代市场制度依然是不可替代

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推动创新驱动，政府近年来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国家发展战略，今天国务院刚刚公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其中也包括互联网+普惠金融。在推动今后调经济结构和推动创新驱动的这四个国家战略中，我个人最看好，“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国家发展战略。一般来说，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民营经济是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就是来自民企、来自民间、来自草根，对于国有部门依然占据主导的传统金融会带来巨大改变，是中国经济在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新的业态，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方向是相一致的，并将会更有利于这样的驱动转型。创新驱动也是今天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这里的创新，就是熊彼特所谓的毁灭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新。

其一，互联网金融会降低融资交易成本，尤其是会大大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问题也正是金融未能有效地去支持那些高效率的企业，尤其是创新能力强的民营企业，其中大部分又是中小微企业。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融资的风险得以由众多的债权人分担，同时由于苹果公司等所创新的智能手机的出现，加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革命，使得个人的消费行为、中小微企业的市场行为和信用记录越来也为外人所知，信息越来越对称。按照科斯的讲法，市场交易成本大大减小，越来越接近于零了。网上交易越来越普遍，甚至说交易是在瞬间完成，买家和卖家的物理距离不再是障碍，而信息技术的成熟又使得市场信任体系得以建立。互联网金融企业特别是那些有电商背景的企业，在以往的电商平台服务中积累了海量的信用记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资金需求者的信用状况作出分析、判断，破解征信记录缺失这个造成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症结。

其二，互联网金融可以解决不正常的资本回报率过高的问题。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资本的回报比GDP增加多几个百分点，不是一时，而是在过去300年都是如此。如不加以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会出大问题。而他给出的药方是在世界范围内征收高额财富税。一直以来，中国经济的资本回报率也是居高的，整体上依然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的经济。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资本所有者报酬的高增长、劳动者报酬的低增长以及国民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收入差距也因此不断扩大。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经济将是不可持续的，也会激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

面向中长期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由资本单极驱动转向全要素均衡驱动。也就是说，在资本、劳动、技术、企业家精神等生产要素之中，资本的作用和贡献应该逐步让步于人力资本提升、技术进步、企业家精神培育等，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然而，中国要促成这种转变，不应该是简单地对资本、对高风险的回报征收高额财富税，那样谁还有动力去进行创新、创业呢？皮凯蒂对现代市场制度的悲观既没有必要，所给的药方更是不能采用。

事实上，现代市场制度依然是不可替代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作为一种普惠金融，可能会是一剂良药，会让市场更为有效。同时，互联网作为目前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发展最快的一种信息交流和处理方式，它也使得互联网金融机构比传统金融机构搜集信息和进行匹配的成本要低，使得市场交易信息沟通更加充分、交易更加公开透明，这样融资的风险及交易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从而也会降低金融资本的回报率。

，治标不治本。更严重的是，在根本制度上，还远远没有合理地界定ZF与市场、ZF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还没有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之间的关系，没有产生非常有利于创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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