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谈到，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制度是唯一有别于希腊祖先的这一惯例的重大例外。中国的货币制度是在同样漫长的时期中发展起来的，但其特征明显不同，完全独树一帜。它似乎从一开始显然就不建立在贵金属的基础上，从而很可能没有经过以“价值贮藏”功能为主的阶段。中国的货币直接过渡成为支付手段；因而中国人比西方人较多地接受纸币；中国人最早采用纸币并不仅仅因为中国人最早发明了印刷术。 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还谈到，罗马共和国起初是一个指令--习俗经济；但罗马人很早就在解决指令和习俗之间的对立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能。非常奇怪，他们是立宪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立宪主义者，所以他们具有对重商主义关于财产和契约的概念说来并不完全陌生的法律观念。他们是立法者，他们能够---最后---在他们创造的法律范围内，为商法找到一席之地。
希克斯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
1。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并没有抛弃货币；并没有抛弃市场，中国人在利用计划和市场发展经济发面，自古以来就表现出卓越的才能。
2。“战时共产主义经济”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也是对列宁的经济实验和中国共产党在红色根据地经济建设过程的不科学的概括。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扬弃、继承、创新过程。自古以来，革命和战争就离不开货币，离不开货币制度的支持。同时，革命和战争也创造了货币发展的新的内涵。
3。社会主义发展初期是搞的计划经济，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的。在亚·斯密的《国富论》中，对市场发展的内在有序性要求的论述，一点不亚于对市场的自由发展的论述。人们只知道伟大的经济原理：看不见的手，殊不知“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的“看见的手”有着惊人的一致。尤其是当你把《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结合起来理解的时候，更是如此。
4。如果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世界正在搞计划经济，那么与此同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盛行货币数量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呢。
5。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实践着凯恩斯革命，赢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大发展；而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改革开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见，世界历史的发展存在着惊人的互补性和同一性。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是中国走向繁荣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国人在把握这两个发展时代的内在逻辑方面显示出卓越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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