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下半场 2008-11-5

　　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转型国家之一，在历经30年的改革之后，经济转型正进入下半场。在这之前转型压力主要来自内部，消除短缺经济是转型的主要动力；而这之后转型的压力将会来自外部，过剩经济和资源约束并存，挤压了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空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转型在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标准定义是，从中央集权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自由化，即市场定价和去贸易壁垒；第二，宏观经济稳定，即控制由于短缺经济造成的通货膨胀：第三，金融自由化；第四，私有化。

　　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机械地照抄教科书，而是结合自己的特点走出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渐进式改革从各个方面突破，在不损害政府权威的前提下允许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并不谋求一步到位，逐步演变成了中国目前占主导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数量增长，出口和投资是增长的两个主要引擎，扭曲的投入品价格则是这两个引擎的主要“燃料”。

　　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是最为外向型的经济之一。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36.6%，仅次于德国(45.1%)，美国和日本的这一占比都低于15%。德国的高比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1990年东西德统一(此前这一比例仅约为30%)。即使在日本发展最为迅速的六七十年代，出口占GDP的比重从未高过15%。

　　中国出口高增长的基础是低消费和高投资，而造成这这“一低一高”的关键是投入品价格扭曲。投入品价格的扭曲主要表现为低人工成本和低资源价格。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价格改革，目前中国主要最终商品的价格大多数已经是市场定价。但是，目前中国几乎所有投入品的价格仍然实行政府管制，从土地、劳动力、资金、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再加上环境成本，企业承担的实际成本均低于市场成本，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低成本时代。实施低成本的逻辑并不复杂，因为低成本支持企业利润的高增长，丰厚的利润激励企业增加投资，而投资高增长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07年以来，中国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第一次遭遇了重大挑战。首先，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外部经济放慢，从美国开始，有可能波及包括欧洲和日本在内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外需一蹶不振制约了出口增长。其次，包括油价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使得国内低成本政策难以为继，价格的被迫调整推动了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在需求放慢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下，一些产业有可能再次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经济增长从12%的高位滑落。

　　表面上看，这一挑战来自外部，经济放慢似乎是外需不足造成的过剩经济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资源约束的结果，但根子却在内部，即传统的增长方式本身。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最终产品价格的自由化，加上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经济增长的动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逐步显现出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卖什么，什么便宜；我们买什么，什么贵”。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总量而言，外需增长将不再是无限的，即外需增长的速度很难继续支持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其二，投入品的价格将不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因变量，是产量的函数。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经济增长越快，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投入品价格的上涨也就越快，这是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的所谓“中国因素”。

　　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下调，中国出口增长也还会遇到瓶颈，外部冲击和内部政策调整只不过是将这一过程提前了。同样地，排除市场投机的因素，如果没有美国经济放慢，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会比目前我们看到得更高。这两者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同时反过来又成为中国增长放慢的原因。如果全球经济在经历了放慢或衰退之后能够快速复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或许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困难会有所缓解，但这样的经济增长反弹很可能是暂时的，数量增长的“天花板”已经或正在形成。

　　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突破现有困境的唯一途径。中国政府早已认识到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只不过这样的转变在过去并不迫切，而现在转变的压力已经逐渐显性化，需要具体落实到行动上。

　　经济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国内消费。刺激消费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逐步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向型，内需增长可部分弥补外需增长的不足，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外需放慢时，增加投资可以在短期内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但过度依赖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增加未来结构调整的成本；只有扩大消费才符合转型的方向。

　　扩大消费同样要求改变扭曲的投入品价格。改革土地制度，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可增加消费；消除城市化障碍，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可增加消费；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或利率自由化，增加居民占财富的比重和财产性收入，降低居民的税负同样可增加消费。

　　无论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推动的国内资源类投入品价格的改革，还是扩大消费所需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都要求国内主要投入品价格逐步向市场定价回归。这一投入品价格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的生产成本正常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或快或慢，但很难逆转。

　　成本正常化将推动一系列的结构性变革，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很多企业而言无疑也是痛苦的。

　　一些只能适应低成本环境的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在成本上升的过程中被淘汰。目前，生产成本上升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与国际市场相比，中国很多投入品的成本实际上还是很低的，国内油价还只是国际市场的一半，利率和主要投入品的价格管制为企业的转型赢得了一些时间和空间。即使如此，一些企业仍然不堪成本上升的重负，因为这些企业建立于成本扭曲的环境中，如果不能适应成本的上升，很难避免破产或被并购的命运。

　　同时，另外一些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将通过并购的方式扩张其市场份额，这就是行业整合。之后，行业内的领导企业有可能逐步获得定价权，能够通过提价的方式将成本上升转嫁给下游企业或消费者，企业的利润增长有了新的动力：行业整合的过程也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新的市场结构形成之后，企业的生产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从而提高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所以，就制造业总体而言，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企业的利润挤压可能会持续，企业的破产风险会升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造业没有投资机会，投资者如果能够甄别并投资于行业整合的优胜者，投资回报必然会是相当丰厚的。

　　成本正常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导致失业率上升，如果政府能够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转型将是就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契机。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破产可以为优质企业的发展让出更多的资源和市场空间，这些优质企业的发展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部分中小企业主有可能通过并购成长为职业经理。更多的就业将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和其他消费领域，而这些领域大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

　　在行业整合完成之前，主要投入品价格的上升主要表现为企业利润的挤压，而不是通货膨胀。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企业很难通过提价的方式转移生产成本，因而成本上升并不必然导致通胀。行业整合虽然加大了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可能性，但如果企业同时从注重国外市场转向注重国内市场，国内供给的增加可以抑制价格水平的过快上涨。

　　长期来看，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企业如果能够在转型中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并依托这些优势打造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成本正常化是中国制造业长期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第一，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会长期存在。所谓比较优势，是指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与美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相比较低。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平均人工成本大概是美国的10%，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这一比例肯定会上升，但上升的速度应会较慢。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验对我们或许会有所启发。从人均GDP和相对人工成本来看，中国大陆目前的基本情形与台湾地区和韩国1975年时类似。1975年，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GDP约为2000美元，人工成本大概是当时美国的5%。到了2004年，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而人工成本相对于美国来说，台湾地区为25%，韩国约为50%。台湾地区走的是中小企业路线，人工成本上涨较慢，而韩国走的是大企业集团的路线，上涨较快。台湾地区和韩国用了30年的时间实现了“中等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中国大陆要实现相同的跨越，至少需要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那时，中国的人工成本保守估计应该也不会超过台湾地区和韩国相当于美国250%—500%的水平。

　　第二，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将逐步显现出来。同样得益于“大国经济”，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产业链越来越长，其他经济很难与之媲美。过去，制造业产业链最长是美国，未来印度有可能超越中国。产业链长的主要好处是规模经济，企业可以在市场、人力资源、信息、资本等方面发挥规模优势，提升竞争力。

　　例如，广东一家生产高尔夫球车的企业，在美国有三大竞争对手，但该企业相对于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之一就是研发。在中国，要设计一台新的高尔夫球车，大概只需要三个月，在美国则要六个月左右。这是因为，这家中国企业在完成新高尔夫球车模型的设计之后，每个部件都可以分包给附近的生产企业，有生产发动机的，有生产底盘的，还有生产挡风玻璃的等等。经过三个月的制模、质量测试和生产，就能够将一台新的高尔夫球车组装完成。美国虽然研发设计能力较强，但有一些部件在美国已经不生产了，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在墨西哥找到生产相应部件的厂商，运气不好的话，很可能需要到中国才能找到合适的生产厂商，由于运输的关系，完成同样的程序大概需要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同样的道理，越南的人工成本大约只有中国的1／3，印度只有中国的一半，如果把高尔夫球生产企业转移到越南或印度去，人工成本是降低了，但由于这两个国家制造业的产业链较短，很难在本地完成部件的生产和组装，这些国家的低人工成本低并不能抵消开发新产品所增加的成本。

　　第三，中国潜在的消费市场优势不容低估。成本正常化有助于刺激消费，消费市场的高成长性完全有能力独立支持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尽管这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国内消费市场崛起之时，中国可能会从一个出口大国转变成一个进口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