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整体论和超自然论社会观批判（下）

19世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在社会范围内特定人类行为问题上的应用。

作为一种政治学说，自由主义在行动追求的价值和最终目的方面不是中立的。它假定，所有人，至少大多数人，专心致志于实现特定目标。它告诉他们什么手段适合实现他们的计划。自由主义学说的拥护者充分意识到如下事实：他们的教导仅仅对于忠于这些价值判断准则的人有效。

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仅仅在纯粹形式意义上使用幸福和不安的消除之类的术语，而自由主义者赋予了它们具体意义。它假定，人们宁愿生命而不愿死亡，宁愿健康而不愿疾病，宁愿食物而不愿饥饿，宁愿富裕而不愿贫穷。它教导人们如何行动以保持与这些价值判断一致。

人们通常把这些主张称作追求物质利益的主张，并控告自由主义是所谓粗俗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忽视了人类的“更高”和“更高尚”追求。这些批评家说，人并非仅靠面包而活着。而且，他们蔑视功利主义哲学的下贱和卑劣。然而，这些充满热情的诽谤者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严重误解了自由主义的教导。

第一：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断言人们应该追求上述目标。他们仅仅断言大多数人宁愿生命、健康和富裕而不愿贫穷、饥饿和死亡。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是攻不破的。它也得到了如下事实的证明：反自由主义的学说——各种各样的宗教、中央集权论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神权信条——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也是如此。它们都向其追随者许诺富裕生活。它们从来不敢告诉人民，他们的计划的实行将损害他们的物质福利。相反，他们坚称，他们的反对者的计划的实现将给多数人带来贫困，而他们自己要为他们的支持者带来富裕。基督教政党与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同样热切地向大众许诺更高生活标准。今天的教会谈论提高工资率和农民收入比谈论基督教教义还要多。

第二：自由主义者并不蔑视人的智力和精神追求。相反，他们为人们对智力、道德完美、智慧和审美的热烈追求而受到鼓舞。但是，他们关于这些高尚的事情的观点远远不同于他们的反对者的粗劣描述。他们并不认同如下天真的观点：任何社会制度都能够立即成功鼓励哲学和科学思考，产生艺术和文学杰作和使大众更多地得到启蒙。他们认识到，在这些领域里，社会能够做的仅仅是提供一种环境，使天才自由发展，使普通人有时间和精力对生计之外的事情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使人活得更像人的最主要办法是消除贫困。在一个富裕社会里，智慧、科学和艺术更加繁荣。

指责自由主义时代的所谓物质主义，是歪曲事实。19世纪不仅仅是生产技术方法和大众物质福利史无前例地增加的一个世纪。它所带来的远不止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其科学和艺术成就也是不朽的。它也是不朽音乐家、作家、诗人、画家和雕塑家的时代。它彻底改变了哲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它使得平民有机会接触伟大著作和伟大思想。

自由主义与宗教

自由主义的基础是纯粹地理性和科学的社会合作理论。它提倡的政策是一个知识体系的应用。这个知识体系不以任何方式涉及情感、凭直觉得到的、无法逻辑证明的信条（intuitive creeds）、神秘体验和个人超人现象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通常被曲解和误解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之类的称呼可以加在它的头上。然而，一个严重错误是，由此得出结论说，人的行为科学和由它的教导得出的自由主义政策反对有神论和敌视宗教。它们彻底反对任何神权政治，但是，对于不干涉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宗教，它们完全保持中立。

神权政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为其合法性披上神的外衣。神权政体的基本法则是不接受理性审查，不能用逻辑方法加以证明。其最终标准是直觉，关于无法用理性和推理来理解的事情，直觉向大脑提供主观确定性。如果这种直觉是指有关神圣造物主的存在性和宇宙主宰的传统教义体系之一，我们将其称作一种宗教信仰。如果它是指另一个体系，我们将其称作超自然信仰。因此，一个神权政治体系的基础未必是世界历史伟大宗教之一。它可以是超自然信条的结果，这些信条拒绝所有传统教会和教派，并自豪地强调它们的反有神论和反超自然特征。在我们的时代，最强大的神权政党都与基督教和从犹太一神教（Jewish monotheism）发展过来的其他宗教对立。它们的神权政治特征在于它们试图按照一套复杂的思想组织世俗事务，而这些思想的有效性无法用推理加以证明。他们伪称他们的领袖被某种知识保佑，而这种知识是其他人无法理解的，不同于缺乏神受能力的人所持有的思想。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受某种神秘和更高力量委托，统治误入歧途的人类。只有他们得到了启蒙，其他人要么是瞎子，要么是聋子或罪犯。

事实上，历史上很多伟大宗教都染有神权政治倾向。他们的使徒渴望权力，并压制和消灭有异议的团体。然而，我们决不可把宗教和神权政治混为一谈。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把宗教称作“孤独时的个人情感、行为和体验，此时他们以为自己与被他们当作神的事情有了关系。”[1]他把如下信念称作宗教生活的特征：有形世界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有形世界从精神世界提取其主要意义：与更高的世界的一致或和谐是我们的真正目的；祈祷、与精神——“神”或“法律”的精神——的内部交流是一个真正产生效果的过程，精神力量流入其中，并在现象世界中产生心理或物质效果。詹姆斯接着说，宗教还包括如下心理特征：像天赋一样，添加在生命之上的热情，表现为热情奔放的着迷或对诚挚和英雄行为的追求，还有确保安全、平和的心境，在与他人相处时，爱的情感占据支配地位。[2]

人类的宗教体验和情感的这个特征丝毫不涉及社会合作制度。正如詹姆斯所理解的那样，宗教是人与某个神圣的、神秘的、敬畏的、启发人的、超凡的实在（Reality）之间的纯粹私人关系。它命令人有特定的个人行为模式。但是，关于社会组织，它不断言任何事情。圣·弗兰西斯·阿西西（St. Francis d'Assisi），西方最伟大的宗教天才，根本不关心政治学和经济学。他只想教导他的信徒如何虔诚地生活；他没有草拟如何组织生产的计划，也不要求他的追随者对有异议者使用暴力。对于他创立的教会如何解释他的教导，他不负责任。

自由主义并不阻碍一个人渴望按照他个人或他的教会或教派理解的教义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它彻底反对任何人试图以宗教直觉和启示为借口来禁止社会福利问题的理性讨论。它不禁止任何人离婚或节育。但是，它坚决反对有人想要禁止其他人自由讨论这些事情的优劣。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道德准则的目的是促使个人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避免有损于和平社会合作和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自由主义者欢迎宗教对这些道德准则的支持，但是，他们反对必定会导致社会解体的道德规范，无论这些道德规范源自何处。

宗教神权政治的很多拥护者歪曲事实，说自由主义攻击宗教。凡是在教会原则有效干涉世俗事务的地方，不同教会、教派就会相互攻击。通过把教会与国家分开，自由主义建立了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和平，使他们各自有机会不受打扰地宣讲自己的福音。

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tic）。它坚持认为，有可能使大众相信，社会范围内的平和合作要比相互战斗和社会解体更有利于他们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它对人的理性充满信心。也许，这种乐观主义是没有理由的；也许，自由主义错了；可是除非如此，人类的未来没有任何希望。

[1] W.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35th impression, New York, 1925), p. 31.

[2] Ibid., pp. 485-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