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个人与市场

      人们常常把市场比喻为由无名的自动力开动的“机器”。在使用这样的比喻时，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指挥市场和决定价格的只有人的有目的行为。没有自动力，有的只是自觉和故意达到选定的目的的人；没有神秘的机械力，有的只是满足需要的人类愿望；没有匿名者，有的只是我、你、张三和李四等。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要么是一个生产者，要么是一个消费者。

      市场是一个社会体，是最重要的社会体。市场现象是社会现象。它们是每个人积极做出贡献的结果，但它们又不同于每一个此类贡献。对于个人来说，市场现象好像是他本人无法改变的既定事情。他并不总是明白，他自己是决定每个时刻市场状态的众多要素中的一部分，虽然只是很小一部分。由于他未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在批评市场现象时，他觉得他可以随意指责同伴的某种行为方式，但是，假如他自己采取这一行为方式时，他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谴责市场无情和没有人性，要求对市场进行社会管理，使其“有人性”。一方面，他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免受生产者侵害；另一方面，他甚至更加充满热情地强调，有必要保护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他免受消费者侵害。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结果是当今的政府干涉措施，其最显著的例子是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策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一个古老的谬论是，政府的一个合理任务是保护低效率生产者免于高效率生产者竞争。人们请求与“消费者政策”截然不同的“生产者政策。”然而，人们夸夸其谈地一再重复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生产的惟一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供给。同时，他们以同样的口才强调，“勤勉的”生产者应该受到保护，反对“懒惰的”消费者。

      然而，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个人。生产和消费是行为的不同阶段。交换科学（Catallactics）在谈论生产者和消费者时把这些差异具体化了。但是，在现实中，他们是同一个人。保护低效率的生产者免于高效率同胞的竞争是可能的。这样的特权给享有特权者带来的利益本来属于自由市场中那些最成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人。所以，它必然减少消费者的满足。如果只有一个生产者或少数生产者获得特权，特权受益人享有的利益是建立在其他人的损失之上的。但是，如果所有的生产者被赋予同样的特权，那么，每个人作为一个消费者遭受的损失等于他作为一个生产者的受益。而且，所有的人都是受伤害者，因为如果阻止最有效率的人把他们的技能用于最能满足消费者的领域，总供给将会减少。

       如果一个消费者认为有利或正确，他当然有权为国产谷物支付较高的价格，为小企业加工的产品或雇用工会会员生产的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不过，他必须说服自己，这些商品值得他出较高价格。禁止伪造原产地和商标的法律能够成功地达到关税、劳动法和给予小企业特权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毫无疑问，消费者并不打算这么做。一件商品标明是进口商品并不影响其销售，如果它质量好或便宜，或者既好又便宜。作为一个准则，买者总是希望购买尽可能便宜的商品，而不考虑商品的原产地或生产者的某些特别之处。

      今天，世界各地实行的生产者政策的心理基础都是一些伪造的经济学说。这些学说断然否认低效率生产者享有的特权由消费者承担。这些政策的支持者主张，这些措施仅仅对有针对地歧视的那些人有害。进一步逼问之下，他们被迫承认，消费者受到伤害。这时，他们会说，这些措施使消费者收入增加，远远补偿了他们受到的损失。

因此，在欧洲主要工业国家中，贸易保护主义者最急于声称农产品关税惟独伤害到主要农业国家的农场主和谷物商人的利益。可以断定，这些出口利益也受到伤害。但是，同样肯定的是，采取关税政策的国家的消费者正在遭受损失。他们必须为他们的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当然，贸易保护主义者反驳说，这不是负担。这是因为，国内消费者额外支付的数额增加了农场主的收入和他们的购买力，他们将把全部剩余都用于购买非农业人口的产品。我们可以用一个著名奇闻轻易地揭穿这种谬论：一个人请求一个旅馆主人赠给他十美元。这不会给他造成任何损失，因为这个乞丐许诺把这十美元全部花在这家旅馆里。虽然如此，保护主义者的谬论还是赢得了舆论，而且仅此一点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受它启发而产生的政策会流行。很多人根本没有认识到，贸易保护的惟一后果是把生产从单位资本和劳动产量较高的地方转移到单位产量较低的地方。它使人们贫穷，而不是富裕。

      当代贸易保护主义和每个国家追求经济独立的最终基础是如下错误信念：它们是使每个公民或至少使大多数公民致富的最好手段。这里，富裕的意思是个人实际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的确，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是干预国内商业的必然结果，是好战倾向的结果，也是产生这些倾向的因素之一。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要向选民兜售保护主义思想，就必须做到让人们相信，保护不仅不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会大大提高其生活水平。

       这个事实十分重要，原因是它彻底破除了很多流行著作中宣传的一个神话。根据这个神话，当代人的动机不再是改善物质福利和提高其生活水平。经济学家给出的与此相反的主张是错误的。当代人优先考虑的是“非经济”或“非理性的”事情，并准备为实现这些“理想”而放弃物质生活改善。很多经济学家和商人共有的一个严重错误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我们时代的事件，并批评与这些事件暗含的经济谬误有关的意识形态。人们对其他事情的渴望胜过对富裕生活的渴望。

      不可能更愚钝地曲解我们时代的历史了。要得到更多令人愉快的东西的狂热和无限制的享受生活的欲望驱使着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时代的一个典型社会现象是压力集团，一些人结成联盟，使用合法或不合法、和平或暴力的手段来促进他们自身的物质福利。对于压力集团来说，除了增加其成员的实际收入之外，什么事情都无关紧要。它丝毫不关心生活的其他方面。它不在乎它的计划的实现是否会损害其他人、他们的民族或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重大利益。不过，每个利益集团也都处心积虑地证明自己的要求有利于广大民众，并把批评它的人说成是卑鄙的无赖、白痴和叛徒。为了实现它的计划，它表现出宗教般的热情。

      所有政党都无一例外地向它们的支持者许诺更高的实际收入。在这个方面，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相同，市场经济支持者与社会主义或干涉主义支持者也相同。如果一个政党要求它的支持者为了它的理想做出牺牲，它总是把这些牺牲说成达到最终目标——其成员的物质福利改善——的必要临时手段。如果一个人胆敢质疑一个政党的计划是否能够使其成员更加富裕，他会被认为是反对它的声望和生存的阴险图谋。提出此类批评的经济学家是所有政党的死敌。

      各种各样的生产者政策的一个共同基础是，它们能够提高党员的生活水平。保护主义和经济自足、工会压力和强迫、劳动立法、最低工资、公共支出、信用扩张、补贴和其他权宜之计，这些政策的每一个支持者总是向他们要拉拢的选民推荐他们的政策是最适宜或惟一能够增加人民的实际收入的政策。每一个当代政治家总是告诉他的选民：我的计划将使你们享受条件允许的富裕，而我的对手的计划将给你们带来贫困和不幸。

      的确，一些退隐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有不同的议论。他们宣布，他们所称的永恒绝对价值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并雄辩地装出鄙视世俗和昙花一现的事情。但是，公众不理睬此类意见。当今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压力集团成员的最大物质福利。一个领导人的惟一成功出路是慢慢向人们灌输如下信念：他的计划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计划。

       生产者政策错就错在其错误的经济学。

       如果一个人打算沉湎于目前流行的倾向，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人类的事情，他也许禁不住说，在拿生产者政策和消费者政策进行对比时，当代人染上了某种精神分裂症。他未能认识到，他是一个没有被分开且无法被分开的人，即他是一个消费者，同时又是一个生产者。他的意识被分裂成两部分；他的精神暗自分裂来反对他自己。导致这些政策的经济学说是错误的。至于我们是否采用这种方式来描述这个事实，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不是产生错误的错误过程，而是错误及其逻辑根源。用演绎方法来揭露错误才是最主要的。如果一个政治家不暴露出逻辑上的错误，精神病理学就无法确诊他的精神状态是病态的。如果一个人想象自己是暹（xiān）罗王，精神病学家要确定的第一件事情是，他是否真的是暹罗王。只有这个问题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一个人才会被认为有精神病。

      的确，我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相信生产者-消费者关系的一个错误解释。在购买东西时，他们好像仅仅作为买者与市场打交道；在出售东西时，他们好像仅仅作为卖者与市场打交道。作为买者，他们支持用严厉措施来反对卖者；作为卖者，他们支持用同样严厉的措施来反对买者。但是，动摇社会合作的重要基础的这一反社会行为并非病态精神的结果。它是心胸狭窄的结果，未能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未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的最终后果。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在精神和智力上并不适应市场社会中的生活，尽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祖先的行动无意中创造了这个社会。不过，这一不适应仅仅在于未能认识错误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