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首都华盛顿的金钱救助，更需要乔治·华盛顿的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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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不要评价太高，尤其不要自视甚高。在商业领域，提供和接受过高的收入就是一种对人评价太高和自视甚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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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不乏有人指出其中的危险，比如，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警告，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自己理所当然获得巨额收入，“从道德和社会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我们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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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代价真的没能避免。包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他的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内的各界人士把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归因于“华尔街的贪婪和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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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似乎已前所未有地让人们怀疑美国的生命力，至少，无论是投资银行的瓦解，还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的救市行为，都已经引起舆论对美国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有效性和正当性的深度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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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在美国的历史上都并非新鲜事。类似的金融危机和政府行为都可以上溯到美国建立之初，从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向银行借款购买政府债券以平息1792年的金融恐慌到1929年“大萧条”后声势浩大的罗斯福“新政”，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动用至少1200亿美元解决储蓄和贷款危机，华尔街从来都不缺少危机和干预。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不意味着人们就有能力让市场完全的运转开来，也当然不意味着政府面对危机视而不管，自由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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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即使美国很有可能将再次度过这一次危机，美国的生命力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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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的认识往往停留于它的经济和军事的强大以及它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因此每逢美国在这些方面遭遇困难甚至是挫折的时候，总会招来人们对这个超级大国前途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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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问题有多么复杂，美国的生命力仍然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继续发扬它不同一般的立国精神。如果“华尔街的贪婪和不负责任”真地成了美国的主流精神，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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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美殖民地时代开始，美国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它的中坚力量不是为了争夺世俗的利益，而是为了在世俗利益大行其道的世界上建立超越世俗的信仰之国，用已故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喜欢说的话就是——美国的使命是在这世界上做那“闪耀的山巅之城”（shining city upon a hill）。而到了建国一代，如果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没有成为第一任有明确任期的民选总统，而是又一个贪恋权力自视甚高的独裁者，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跟任何其他一个帝国也就不会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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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华尔街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它将选择走哪条路。

华尔街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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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虽然已于三年前的秋天过世，但这位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在生前却无疑预见到了这一天的来到不会太远，晚年的德鲁克仍然信奉自由市场，却对资本主义表示了深切的质疑，因为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由企业的正当性不在于它是否对商业有益，而仅仅在于它是否对社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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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要想改善自己的命运和形象，光是指望首都华盛顿的金钱救助是无济于事的，华尔街真正需要的是超越世俗的精神，是要在世俗利益大行其道的金融世界建立超越世俗的山巅之城，就像当初的美国一样。而华尔街的领袖们不能都是那些认为自己理所应当领受高薪的首席执行官，华尔街需要乔治·华盛顿那样谦卑的仆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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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达到1050万美元，是普通职工的344倍，在1990年代以前的数字不超过100倍，1980年代之前不超过50倍，而按照德鲁克提出的标准，差距的上限不得超过25倍，这大约是美国总统40万美元的年收入跟美国联邦政府雇员最低收入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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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华尔街独立银行体系瓦解之前的五年间，五家最大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林（Merrill Lynch）、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首席执行官的总收入前所未有地超过了30亿美元，他们2007年的收入是2003年的两倍，他们的年均收入是普通美国人的300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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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次经济低迷到来的时候，那些给自己百万计报酬的超级公司头领会引发社会对他们的愤怒和蔑视。”这是德鲁克在1997年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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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和蔑视也许大可不必，支持给商业领袖这样收入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它们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中吸引最优秀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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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差距却也让人有理由产生怀疑，如果收入该是一种对人们工作的公正评价方式，商业领袖们跟大多数同事之间是否必然的就有超过300倍甚至3000多倍的差距？这样的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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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值得考虑却常常被忽视的因素是，即使众人都觉得这样的薪水标准是对优秀商业领导者们的嘉奖，商业领袖们是否就得必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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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政治领袖们也不乏众人对他们的颂扬和爱戴，乔治·华盛顿也经历过，甚至包括他的助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内的战友们都不止一次地劝过他称帝，在18世纪那样君主制再司空见惯不过的时代，这不也是很合理的群众呼声吗？历史上，大家明明没有见过哪个杰出领袖能活到万岁，却总是禁不住高呼万岁万万岁，而杰出的的领袖们也大多总不拒绝这样的溢美之词，好像领袖因为极其优秀跟众人之间的寿命差距真得就有这么多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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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因为提供的收入没有现在那么多而失掉了一些优秀而贪婪的首席执行官，美国公司仍旧可能存活下去——甚至会获得真正的繁荣”，《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凯西·克里斯多夫（Kathy M. Kristof）的观点跟德鲁克相似，“当然，这样的观点也许不会必然地治愈美国经济的病痛，但我猜测，假如大多数的纳税人认为当前的局面要更为公平一点的话，他们对拿他们的钱去拯救那些濒临死亡的金融机构就不会那样反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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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很多资本家对金钱有这样理所当然来者不拒的爱好，资本主义向来难得有让人尊敬的好名声也就不足为奇了，难怪历史会成就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其追随者虽不太长久却引起众多人共鸣的事业。让问题严重的是，这也往往牵连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名誉，使得市场经济也常常遭到批评甚至否定。资本家能够为自己改善名声的办法之一就是他们得身体力行地捍卫市场经济的公正，而不是他们的高额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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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多年前那个危机时代，乔治·华盛顿在名利面前的退却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而这给他本人也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好名声，对他的尊敬和支持不仅来自同事也包括敌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对大西洋对岸这位跟自己同名之人的评价是：如果他拒绝黄袍加身而且到期退休，他就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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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华盛顿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人，或者说，他对人的评价就不太高。“他（不过是）深知自己（同样）不能超越人性之上……他明白更大的荣耀取决于后人的评判。如果你想在未来世代的记忆中永生，你就得表现出将最终的评判交给他们的绝对信心。”普利策奖得主约瑟夫·艾利斯（Joseph J. Ellis）在一本题为《阁下》（His Excellency）的书中写道，这部2004年出版的著述是近年来最为畅销的华盛顿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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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自知之明的确不是华盛顿本人的伟大，而是他所生活的社会传统赋予他的做人素养，在那个社会中虽仍然有高呼万岁的声音，但却因为得不到更多人的认同而不能成为主流，在那个传统中，代代相传的智慧不仅是希腊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承认自己无知乃智慧的开端”，更是希伯来人所认信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基督徒所信仰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三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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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开始金融活动之初，华尔街就受惠于美国的建立。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就是在华尔街的联邦大厅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 Agreement）——在两年之后才出现，这也是1792年那场金融危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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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以来，矗立在联邦大厅门前的那尊华盛顿塑像一直看守着对面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整个华尔街，而在不过百米之外的华尔街与百老汇大街交界处是比联邦大厅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都更加挺拔的三一大教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安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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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三角地似乎象征着美国最具代表的三股力量，没有历史更为悠久的信仰和政治的传统作为保障，很难想象，除了是一条狭长的街道，华尔街跟世界金融中心究竟能有多少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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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针对这次金融危机制定的对策中已经承诺将设法限制接受救助的公司管理人员的收入，然而人们不少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很难相信现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会把他以前同事的年收入降低百倍。2006年之前作为高盛银行首席执行官的保尔森年均收入大约3000万美元，他个人的资本净值至少7亿美元。就任总统之前，乔治·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8年间一直谢绝军队提供的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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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何时能有自己的华盛顿呢？这将不仅关系华尔街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