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李嘉图联合律

       李嘉图阐述联合律（law of association），为的是证明如下条件下分工的结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各个方面都比与之合作的另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更有效率。李嘉图研究了自然条件不同的两个地区之间贸易的结果。他的研究中假设了产品可以在这两个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但工人和积累起来的生产要素（资本品）不能流动。正如李嘉图定律所表明的那样，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对双方都有利，尽管这两个地区之一的自然条件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中都优于另一地区。对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来说，有利的做法是集中生产相对来说优势较大的商品，把自己优势相对不那么大的商品的生产留给自然条件不那么好的地区。这里看似有一个悖论：留着较为有利的本国生产条件不用，从生产条件不那么有利的地区进口本国可以生产的商品，这样做竟然是有利的。这个悖论源于劳动和资本不能流向更为有利的地区。

       李嘉图充分意识到，为了说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问题而得出的比较成本定律，只不过是更具有普遍性的联合律的一个特例。

      如果A以如下方式比B更有效率：生产1单位p，A需要3个小时，而B需要5个小时；生产1单位q，A需要2个小时，而B需要4个小时，如果A专门生产q，把p的生产留给B，那么，两者都获益。如果两个人都用60个小时生产p，用60个小时生产q，A的劳动成果是20单位p和30单位q；B的劳动成果是12单位p和15单位q；两者的总产量是32单位p和45单位q。然而，如果A专门生产q，那么，120个小时的产量是60单位q，而专门生产p的B在相同时间内的产量是24单位p，他们的总产量是24单位p和60单位q。对于A来说，1单位p可以替代3/2单位q，而对于B来说，1单位p可以替代5/4单位q，因此24单位p和60单位q是一个比32单位p和45单位q更大的产量。这表明，分工给每个参与者都带来利益。更有天才、更有能力和更勤勉的人与不那么有天才、不那么有能力和不那么勤勉的人合作，结果对双方有利。

      李嘉图联合律可以让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人类合作不断增强的趋势。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动机促使人们不再简单地争夺自然恩赐的有限生活资料。我们认识到什么东西曾经且永远促使他们为了合作而结为伙伴。分工越发达，越有利于参与者。人为什么不保持独居，不像动物那样，只为自己或至多为其配偶和无助的幼崽寻找食物和藏身之处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必求助于神的奇迹般干涉，或天生的联合愿望这一空洞的根本原理。我们也不必假设，孤立的个人或原始部落突然有一天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了社会关系。导致社会产生，并使其日益强化的是人的行为，因为人理解了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力。

       人类的非人类祖先，从简单的群体，进化成了原始但已经高度分化了的社会组织。历史学、人种学和其他学科，都无法解释这一进化，而出土文物、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和曾经遇到过未开化部落的探险家和旅行家的报道却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关于社会的起源，科学的任务仅仅在于证明一些因素能够且必定导致联合，以及联合越来越强化。人类行为学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分工下的劳动比单独的劳动有更高生产力，并且人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那么，人的行为就趋于合作和联合；人成为社会人，不在于他为了某个神秘可怖的事物做出牺牲，而在于他致力于增进自身的福利。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条件——分工下的更高生产力——是真实的，因为它的原因——人天生不同和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不均——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能够理解社会演进的过程。

关于联合律的流行错误

       李嘉图联合律的更常见名称是比较成本定律（law of comparativecost）。人们对这个定律百般挑剔。理由显而易见。这个定律冒犯了一些人，他们试图在某些生产者的私利或备战之外为贸易保护和国民经济独立寻找理由。

      在论述这个定律时，李嘉图的第一个目标是反驳有关自由贸易的异议。贸易保护主义者问：在自由贸易下，如果一个国家在每一种生产活动中的条件都比其他国家差，这个国家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如果不仅产品自由流动，资本品和劳动也同样自由流动，那么，如此不适合生产活动的一个国家就不会成为任何人类工业活动的场合。如果人们不利用这个国家所提供的、相对来说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生产条件就可以生活得更好，那么，他们就不会居住在这里，这个地区就会像极地地区、位于北极圈的冻土带和沙漠那样无人居住。但是，在李嘉图研究的世界中，生活和生产条件是由前期的居住决定的，其中，资本品和劳动被特定制度绑在了土地上。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自由贸易，即仅仅商品自由流动，不可能导致资本和劳动按照提供给劳动的物质机会在地球表面上分布。这时，比较成本定律发挥作用。每个国家将转向具有比较有优势的生产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居民来说，较为有利的做法是，避免利用绝对地和技术上更加有利的机会，进口国外绝对地和技术上比国内未利用的资源更差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这样做的理由类似于一名外科医生宁愿雇用一个还不如自己的人清理手术室和手术工具，而他自己专门从事他更有优势的手术工作。

       比较成本定律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没有任何关系。它不涉及价值或价格。它是一个分析性判断。其结论隐含在以下两个命题之中：技术上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生产力，但制度限制它们流动。这个定理不带有其结论是否正确的偏见，从而能够不理会价值判断问题，因为它仅仅求助于一组简单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只有两种产品；这些产品自由流动；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都仅仅需要两种要素；两种要素之一（劳动或资本品）在每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完全相同，而另一种要素（土壤的特定性质）对于两个生产过程来说不同；两个生产过程的共同要素的越来越大的稀缺性决定不同要素的利用程度。在这些假设下，可以确定共同要素支出与产出之间的替代律，从而回答提出的问题。

      比较成本定律，就像推理方式类似的报酬定律那样，与古典价值论无关。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仅仅比较物质投入和产出。关于报酬定律，我们比较的是同一种产品的产量；关于比较成本定律，我们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产品的产量。这样的比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假设了，对于每一种产品的生产来说，除了一种专用要素之外，仅仅需要相同类型的另一种非专用要素。

      有些批评者指责比较成本定律的假设的这一简单化。他们相信，为了与主观价值原理一致，现代价值理论需要重新阐述这个定律。只有这样的阐述才能提供一个圆满和令人信服的证明。然而，他们并不想用货币进行核算。他们宁愿求助于效用分析方法，用效用进行价值核算。我们将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证明，没有货币的经济核算是虚妄的。他们的基本假设是站不住脚和矛盾的，从中得出的公式是邪恶的。除非以市场决定的货币价格为基础，其他任何经济核算方法都是不可能的。[1]

      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比较成本定律的简单假设的意思不同于其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的意思。古典学派的一些拥护者把它们当作国际贸易中的价值论的出发点。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信念是错误的。此外，我们还认识到，关于价值和价格的决定，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没有什么不同。使得人们区别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仅仅是资料（data）的差异，即限制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的不同制度条件。

      如果我们不想在李嘉图的简化假设下研究比较成本定律，我们就必须公开地应用货币核算。我们决不幻想各种生产要素的支出与各种产出之间的比较可以不借助货币核算来实现。如果我们考虑外科医生与他的杂工的例子，我们必定说：如果外科医生能够把他有限的工作时间用于每小时50美元的手术工作，那么，以每小时2美元雇一个杂工整理他的器械，哪怕这个杂工要花3个小时才能完成外科医生可以在1小时里完成的工作，对于外科医生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利的。在比较两个国家的条件时，我们必定说：如果在英格兰生产1单位商品a或1单位商品b需要1个工作日的同类劳动，而在印度，用相同的资本投资，生产1单位a需要2天，生产1单位b需要3天，如果资本品、商品a和商品b在英格兰和印度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不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在印度，a的生产者的工资率必定趋于其英格兰同行工资的50％，b的生产者的工资率将是其英格兰同行工资率的33(1/3)％。如果英国的工资率是6先令，那么，在印度，a的生产者的工资率就会是3先令的等价物，b的生产者的工资率就会是2先令的等价物。如果在印度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那么，同种劳动报酬的这一差异无法持续存在。工人就会从b的生产流向a的生产。他们的转移就会使a产业中的报酬下降，使b产业中的报酬上升。最终，在印度，两个产业中工资率均等，a的生产趋于增加，而在英格兰，a的生产减少。另一方面，在印度，b的生产会变得无利可图，并不得不停止，而在英格兰，b的生产会增加。如果我们假设生产条件的差异在于需要的资本投资量不同，上述推理同样有效。

      有人断言，李嘉图定律仅仅对于他的时代有效，对于有不同条件的我们的时代是无效的。李嘉图看到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区别在于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性不同。如果我们假设资本、劳动和产品都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地区内贸易与地区间贸易之间的区别就只能是运输成本造成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建立不同于国内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资本和劳动在地球表面上的分布是按照不同地区提供的生产条件的优劣进行的。有些地区人口密集，有较多资本；有些地区人口稀少，资本较少。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同类劳动工资率均等的趋势。

      然而，李嘉图的出发点假设是，仅仅在各国之内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流动，在国与国之间资本和劳动不能流动。他提出了在这些条件下产品自由流动的后果是什么的问题。（如果产品也不能流动，那么，每个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孤立的和自给自足的，根本没有国际贸易。）比较成本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嘉图的假设对于他的时代来说大体而言是成立的。后来，在19世纪，条件发生了变化。阻碍资本和劳动流动的障碍逐步被消除了。资本和劳动的国际间转移越来越常见。接着是一次倒退。今天，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再次受到了限制。现实再次符合李嘉图假设了。

      然而，古典的地区间贸易理论的教导超越了制度条件的任何变化。它们可以让我们研究可以想象的任何条件下的问题。

[1] See below, pp.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