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克鲁格曼，获奖理由是其在国际贸易领域以及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贡献。按照以往的经验，一旦有诺贝尔奖揭晓，市面上马上会有各种关于获奖者的产品（例如相关出版物）以及衍生产品（例如评论），所以他的最近中译本《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也迅速被包裹上新科诺奖得主力作，开始占领市场。这当然是出版社利用“聚光灯效应”，进行巧妙的营销。所谓聚光灯效应就是在一片黑暗中，一束聚光灯打到的地方都会引起注意力，而诺奖就是那束光。

经济学界对克鲁格曼的获奖并不感到意外，实际上甚至有经济学者认为克鲁格曼应该拿两个诺贝尔奖，一个经济学奖，一个文学奖。至少从网络销售书店亚马逊的数据来看，其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已在亚马逊上名列前25位，而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还没有一本可以与克鲁格曼相媲美的。也许有人会说，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当然不能以市场占有率来看。但平常人往往会混淆不同的评价标准，“经济学家要讲良知吗”的问题其实就是将不同评价标准混淆起来的一个古怪问题。

对于经济学家的评价标准，是依靠同行的专业评议来定的；对于要不要讲良知，是针对一个普通人的伦理标准来定的。所以本质上，经济学家要不要讲良知，是一个伪问题。经济学家首先是个人，是人就应该讲良知，这是不用争议的。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或许有点意思，那就是有了“经济学家”这个身份之后，人是不是会更有良知？

鉴于良知比较空泛，难以衡量，不符合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因此经济学家们想到了一个叫做“最后通牒博弈”的办法来测量人是不是有“公平感”，可以借机来研究良知的问题。办法如下，让两人分一堆钱，比如100元，第一个人提出分钱的方案，第二个人若拒绝，两人就都不能拿钱；若第二个人接受分配方案，就按分配方案获得各自的钱。比如说，甲乙两人面对100元钱，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解释，甲如果提出自己拿99元，乙拿1元，乙也应该接受，因为1元总比什么都得不到要好。不过大量实验证明，经济学这种居心叵测的假设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于不公平的方案会被拒绝，也就是说不讲良知往往是行不通的。

但少讲一点良知或许是可以的。亨利奇和费尔等人200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了一篇《寻找理性人：15个小规模社会里的行为实验》 的文章，将“最后通牒博弈”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进行了实验，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的公平程度是不一样的。分配值处于26%—58%之间，意思是说，有人会提出自己拿74元，让对方拿26元的方案，要是拿75元，估计就被对方拒绝了。自己拿42元让对方拿58元的方案，虽然较为罕见，但在一个偏远的部落里的确发生了这种情况。大致可以说，自己提出拿42元的人比拿74的人更讲公平，更有良知一点，在程度上有差异。而这篇文章的结果也显示，大量的分配方案是“五五开”，一半一半，很公平。

目前还没有人在经济学家群体里做这个实验，所以不太清楚经济学家是不是更讲良知，但有些好事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实验参与者的背景问题，所以有一些博弈实验是在经济学课堂上展开的。那么这些未来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学生表现如何呢？结果有点令人丧气，他们的分配方案更接近“三七开”，要比普通人更不讲良知一点。当然反过来说，经济学的学生更理智一点，因为他们对实验的背景和目的都很清楚，但类似99比1这种极端的方案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显然他们还保留了作为人的基本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