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上半年6.7万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2000万劳动者的解聘。下半年还有不少大型企业倒闭（如合俊）和宣布裁员(如鸿海），就业形势预期更加恶化。这些企业倒闭和裁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力成本大幅度上涨。由于这些失业影响的大部分是声音相对微弱的农民工，因此，即使媒体有所报道，但是对这些失业造成的中国社会福利的巨大负面冲击，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中国目前经济萧条和社会矛盾的最大问题，如蔡昉所指出的，不是增长率而是就业不够。增加就业是关键，是纲举目张的措施。增加就业就利用了中国相对最过剩的要素资源，就增加了最坚实的内需--消费，就有了真正的增长。

可是，我们的政策设计却往往适得其反。明年元旦后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全面开始推广增值税转型的财政政策，虽然其初衷是刺激投资从而内需，但是其减少就业的负面效果，却没有被充分认识。增值税是对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征税（中间投入不算增值）。生产要素投入有劳动、资本、土地等。我国大部分企业的要素投入主要是劳力和固定资产。增值税主要是向这两个要素投入征税。现在要推广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将免除对固定资产投入的征税，结果增值税税负主要就落在劳力投入上。也就是说，增值税转型使劳力成本相对资本成本上升。其结果必然使企业进一步裁员，用机器来替代。而现时中国的国情又是如何呢？中国有一亿多的剩余劳力供应，比资本要素供应的过剩不知要大多少。今年以来，由于新劳动法等种种原因，劳力成本上涨已经使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堪重负，增值税转型又将使劳力－资本相对价格向不正确方向进一步扭曲，这对中国目前的就业市场来说，无疑将雪上加霜。

 

增值税转型政策的理由，是“促进投资，使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转型”，是学西方如美国等的促进投资的税收改革。但是，这个政策却忽视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情和时代。西方国家没有过剩劳力，而我国是有一亿多过剩劳力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投资不足，消费过高。消费占GDP的份额分别为:美国86％，日本75％，德国78％，而我国只有47％－54％。因此，西方国家可能要抑制消费来刺激投资，而我们更需要刺激消费而不是投资。况且，很多学者认为即使现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并不缺少，中国缺少的是消费。中国吸收就业最多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其劳动要素的投入往往占70％以上。增值税转型得益的多是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吸纳就业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些大企业，由于利率下调，已经在资本投入上获益不少，目前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企业。增值税转型实际结果是劫贫济富，造成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的税收歧视，使它们淘汰出局，使我国目前的失业状况更加恶化。

正确的税收改革不是增值税转型，而是将目前的增值税从最高的17%或平均14%的程度下调3个百分点，或者，让企业也可以将劳力投入在增值税中予以抵扣，使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同等享受这个低税的好处。这样做，至少没有进一步扭曲资本和劳力的相对价格，从而避免经济无谓地向资本密集型转移的扭曲倾向。现阶段政府财税政策更应该做的是要进一步减低劳动力投入的税负，减少企业的劳力成本，以刺激企业增加雇员，通过增加就业来刺激消消费和刺激内需，避免萧条，改善中国严峻的就业状况和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