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节录 　　 　　　　海盗冲上来了 　　　　根据帝国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说，中美洲不过是美国的天然附属品。即使是曾想吞并中美洲的亚伯拉罕·林肯也未能免受大国对邻近地区的关系是“天命所定”这种理论的影响。 　　　　上世纪中叶，为银行家摩根和加里森办事的海盗威廉·华尔克，纠集了一伙刽子手，自诩为“不朽的美国长枪党”，侵略了中美洲。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华尔克相继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烧、杀、抢，还自封为总统。在遭他占领蹂躏的地区，他又重建奴隶制，继续从事他的国家在前不久从墨西哥抢来的土地上进行的那种慈善事业。 　　　　回美国后，他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欢迎。从此，美国对中美洲的侵略、干涉、轰炸、强迫贷款、在炮口威逼下签署协议等事件接连发生。1912年，美国总统威廉·H·塔夫脱断言：“在北极、巴拿马运河和南极三个等距离地方飘扬三面星条旗，标志出我国的疆域范围，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整个西半球属于我们；事实上，因为我们是优等民族，它在精神上已经是我们的了。”塔夫脱还声称，美国对外政策走实现正义的正确道路“决不排除进行主动的干涉，以确保为我国的商品和资本提供便利条件，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在同一时期，前总统特迪·罗斯福也经常大声提醒人们，是他成功地肢解了哥伦比亚领土：“我拿到了运河。”这位刚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人边说，边描述自己如何使巴拿马独立。此后不久，哥伦比亚得到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赔偿。一个为了美国能拥有一条连接两大洋的通道而诞生的国家，就是这么个价格。 　　　　美国的公司到处占领土地，控制了海关、国库和政府。海军陆战队到处登陆，以“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利益”。1965年，美国又使用同样的托词，企图靠圣水冲刷对多米尼加所犯的罪行的痕迹，而在旗帜下隐藏的是其他的东西。1935年，已经退役的、曾指挥过多次远征的斯梅德利·H·巴特勒司令这样概括了自己的经历：“我从戎三十三年又四个月，是我国机动性最强的部队海军陆战队成员。我在从中尉到少将的各种军阶服过役。在这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为‘大买卖’，为华尔街和银行家充当头等枪手。总之，我曾是资本主义的打手……。譬如，在我的帮助下，墨西哥，特别是坦皮科州成了美国石油利益集团易获的猎物。我帮助把海地和古巴变成了美国国民城市银行收租的体面场所……。1909年至1921年，我为布朗兄弟国际银行清扫了尼加拉瓜。1916年，我代肯美国糖业利益集团为多米尼加共和国送去了光明。1903年，我为美国的果品公司利益‘平靖’了洪都有拉斯”。本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作了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仅举一例，美国占领海地曾达二十年之久。在这个曾经是奴隶第一次取得暴动胜利的黑人国家，美国实行了种族隔离和强迫劳动制。仅仅在一次镇压行动中就打死了一千五百名工人（据1922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在海地政府拒绝使国家银行成为纽约花旗银行的分行之后，美国停发了海地总统和部长们的薪俸，以便让他们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随着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的交替使用，类似做法在其他加勒比岛国和整个中美洲也重复发生。这一地区是美国帝国内海的地缘政治范围。 　　　　香蕉树在古兰经里是一棵天堂之树。但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和顾瓜多尔的香蕉化，却让人们怀疑它是一棵地狱之树。在哥伦比亚，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成为该国最大的庄园主后，于1928年，大西洋爆发了一场大罢工。结果，在一个火车站前香蕉工人被枪杀。官方颁布了一项法令，称“保安保队有权使用武力惩戒……”。后来，无需发布任何法令就把这场屠杀从官方记载中抹掉了。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曾描写了中美洲被征服被掠夺的过程。绿色魔鬼名叫米诺尔·基思。他是整个地区没有王冠的国王，是联合果品公司之父，是国家的吞噬者。“我们有码头、铁路、土地、大楼、水源”，这位董事长一一列举着。他还说：“流通的美元，讲的是英语，天空中飘扬的是我国国旗……”，“芝加哥不能不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他出走时只带了两把枪，回来时却要在肉类大王、铁路大王、铜大王、口香糖大王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约翰·多斯帕索斯《北纬42度》一书中介绍了基思辉煌的一生，这也是果品公司的历史，他写道：“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开始吃香蕉，于是把中美洲的森林铲平了，种上了香蕉，铺设了运输香蕉的铁路，开往北方的满载香蕉的‘白色船队’的船只年年在增加。这就是美国帝国在加勒比的历史，是巴拿马的历史，是尼加拉瓜将修建的运河的历史，也是海军陆战队、装甲舰和刺刀的历史……” 　　　　土地像劳动者一样枯竭耗尽：土壤的腐植层已完全丧失，劳动者精疲力竭。然而，总是有新土地可以开发，有众多的劳工可供摧残。成为丑剧中显赫人物的独裁者手持大刀维护着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后来，香蕉产量持续下降，联合果品公司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也经历了多次危机。但是，中美洲仍然是冒险者发财的圣堂，尽管咖啡、棉花和甘蔗占据了香蕉原先得天独厚的位置。1970年，香蕉仍然是洪都拉斯、巴拿马，以及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的主要外汇来源。大约在1930年，中美洲每年香蕉出口量达三千八百万串，而联合果品公司向洪都拉斯支付每串一美分的税。过去和现在在没有办法监督是否缴纳这种微型税（后来略微提高了一点），因为一直到今天，联合果品公司的进出口依然随心所欲，不受国家海关的管辖。洪都拉斯的贸易差额和收支平衡可以由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专家随意杜撰。 　　　　《血管》--------------109—111 　　　　 　　　　三十年代的危机：“踩死只蚂蚁比杀死一个人犯的罪还大.” 　　　　咖啡依赖美国市场，依赖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和价格；香蕉是美国和美国人的一笔交易。1926年，危及突然爆发了。纽约证券交易厅的崩溃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像一块巨石落在小水塘一样砸在了加勒比身上。咖啡和香蕉的价格直线下跌，销售量也剧减。农民被疯狂的暴力驱逐；失业冲击了农村和城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贷款、投资和公共开支急剧缩减，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政府官员的新近被砍了一半。独裁者的人马迅速赶来压制沸腾的情绪。华盛顿睦邻政策的时代开始了，但社会骚动四起，必须对此严厉镇压。危地马拉的豪尔赫。乌维科，萨尔多瓦的马克西米利亚诺。诶尔南德斯。马丁内斯，洪都拉斯的蒂武西奥。索摩查，各自都执政达二十余年，其中有些人长些，有些人短些。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蒂诺的伟大业绩震动了世界。这位尼加拉瓜游击队首领长期坚持斗争，后来他转向争取土地权益，鼓起了农民激昂情绪。桑蒂诺领导的是衣衫褴褛的小股部队,却同时与一万二千名美国侵略者以及本国的国民警卫队作战，打了整整七年。游击队的手榴弹是用沙丁鱼罐头做的，里面填满了石子；他们的步枪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手里还有砍刀，旗杆用的是没有波皮的树枝。农民没有皮靴，就穿着名叫凯特（当地用皮条裹织的简易凉鞋）的皮屐，活跃在草木茂密的山上。 　　　　和着阿德拉（墨西哥革命时期流行的歌曲）乐曲，游击队员们唱道：在尼加拉瓜。先生们，是老鼠在捉猫。 　　　　无论是海军陆战队的枪炮，还是飞机投掷的炸弹，都打不垮塞戈维亚的起义者。美联社和合众社向全社会散布诽谤之辞也徒劳无益。这两家新闻社在尼加拉瓜的记者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海关。1932年桑蒂诺就感到：“我活不长了。”一年以后，在美国睦邻政策的影响下，尼加拉瓜迎来了和平。这位游击队首领应总统之邀去马那瓜参加一次决定性会议，途中遇埋伏身亡。刽子手阿纳斯塔西澳。索摩查时候暗示，这次行动执行了美国大使阿瑟。布利斯。莱恩的命令。索摩查当是在军队人领导职务，他很快就登上了总统宝座，统治了尼加拉瓜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以后，他的儿子们又相继继承了总统的职位。在佩戴总统授带之前，索摩查先给自己戴上了勇敢十字勋章、荣誉勋章和总统功勋勋章。上台以后，索摩查组织了大屠杀和盛大的庆典活动，为此，还专门让他的士兵打扮成穿凉鞋、戴头盔的罗马人。索摩查一跃成为尼加拉瓜最大的咖啡业主，拥有四十六个咖啡种植元，此外还有五十一个畜牧庄园。尽管如此，他也从未缺少制造恐怖的时间。在他长期执政期间，说实在的，他的经济并不拮据，所以他在回忆青年时代时仍有些伤感，因为那时他以伪造金币取乐。 　　　　危机也出发了萨尔多瓦的紧张局势。洪都拉斯的香蕉工人几乎有一半是萨尔多瓦人，危机爆发后许多人被迫回国，那儿是找不到任何工作的。1932年，伊萨尔戈地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迅速蔓延到国家整个西部地区。独裁者马丁内斯派出用现代化武装装备起来的士兵去攻打“布尔什维克分子”。阴电人用砍刀同机关枪硬拼，结果死亡一万多人。马丁内斯是食素的巫医，通神论者。他认为“踩死只蚂蚁比杀一个人犯的罪还大，因为人死后灵魂能再生，而蚂蚁则一死白了。”他还称自己受到向他报告一切阴谋活动的“看不见的军团”的保护，还同美国总统保持着直接的心灵联系。他有一个摆钟，放在盘子上面就知盘中的事物是否下了度；放在一张地图上，就可以指出那些地方隐藏着政敌和埋藏的珍宝。马丁内斯经常向他迫害的人的父母发去吊唁笺；还在自己的宫殿里养路。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44年。 　　　　大屠杀在各地相继发生。1933年，豪尔赫。乌维科枪杀了危地马拉百余名工会、学生和政界的领导人，同时重新颁布了禁止印第安人“流浪”的法律。每个印第安人必须随身携带一个小本，上面注明劳动的天数；如果认为劳动的天数不够，这个人就得下狱还债或脸对黄土背朝天，在地里白干半年。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太平洋沿岸，工人们在淹没双膝的泥泞里干活，但每天只能挣到三十美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申辩说是在乌维科强迫下压低工资的。1944年，在独裁者乌维科下台前夕，《读者文摘》杂志发表了一篇充满赞扬之辞的文章，说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先知靠降低工资避免了通货膨胀，因为他把修建一条战备公路的日工资从一美元减到二十五美分。那段时间，乌维科受予咖啡园主和香蕉公司生杀大权：“庄园主可免于追求刑事责任……”该法令是第2759号，一直到1967年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代议制民主政府期间才得以重新修订。 　　　　同加勒比其他暴君一样，乌维科也自诩为拿破仑。他到处摆放拿破仑皇帝的半身塑像和画像。他认为自己的侧面同拿破仑的如出一辙。他笃信军事纪律，对邮政职员、学校儿童和交响乐队都实行军事化管理。乐队成员都穿制服演奏乌维科选的曲子，演奏手法和乐器也由他指定，报酬是每月九美元。乌维科认为，医院是为不伦不类的人开设的，因此，如果患者不幸同时又是穷人，那么只好在医院走廊的地上或过道里就诊了。 　　　　——————————————《血管》p111---114 　　　　是谁挑起了危地马拉的暴力 　　　　1944年，中等阶级出身的部分军官和大学生掀起了一场具有自由色彩的革命风暴，把乌维科从宝座上推下去。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当选为总统，他实施了一项充满魄力的教育计划。拥有大片土地、铁路、港口，实际有免税权和不受任何监督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其产业所在的的范围内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951年，阿雷瓦洛在卸职中披露，他曾挫败了由联合果品公司资助的三十二次反叛阴谋。哈科沃.阿文斯政府继续和深化了改革进程。圣约瑟的公路和新建的港口打破了联合果品公司公司对水果运输和出口的垄断。各种使用民族资本、没有向任何外国银行伸手的发展项目纷纷上马，以争取民族独立。1952年六月通过了土改法，十多万农户受益，尽管土改分配的土地是不毛之地和以债权赔偿所征用的土地。联合果品公司占有的土地分布在两大洋之间的地带，该公司只耕种其土地的百分之八。 　　　　土改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总的说来是要发展农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虽然如此，国际上海市掀起了一场疯狂诋毁危地马拉的宣传运动：“铁幕正在危地马拉徐徐降下”，电台、报纸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的头面人物都在大喊大叫。于是，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利文沃思要塞的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率领在美国受过专门训练的装备精良的部队进攻自己的国家。美国飞行员驾驶F—47轰炸支援了这次入侵。九年以后，艾森豪威尔说道：“我们必须除掉上了台的共产党政府。”1961年七月27日，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的证词揭露了1954年的解放行动，是由他本人和美国驻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大使组成的一个小组执行的。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头号人物艾伦.杜勒斯向他们发出电报，祝贺他们完成了任务。以前，这个好人艾伦.杜勒斯曾是联合果品公司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入侵危地马拉一年之后，中央情报局另一名领导人沃尔特.彼德尔.斯密特将军代替了艾伦在该公司的职位。艾伦德兄弟福斯特.杜勒斯曾在美洲国家组织同意对危地马拉进行军事讨伐的会议上表现得非常迫不及待。在乌维科独裁时期，危地马拉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签订的合同恰恰是在杜勒斯办公室起草的。这也许是偶然。 　　　　阿文斯的倒台给危地马拉历史大上永恒的烙印。今天在台上的，就是曾在1954年6月18日下午炮轰危地马拉城、巴里奥斯港和圣约瑟的那支部队。危地马拉在外国干涉以后，先后经历了数次残暴的统治，包括胡利奥.塞萨尔.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时期（1966——1970）。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给独裁统治披上了民主政府的外衣，许诺要搞土改，但除了授权地主能惜贷和使用武器外，他没干别的事。卡斯蒂略.阿马斯把土地还给了联合果品公司和被征用过土地的地主，阿文斯的土地改革彻底失败了。 　　　　在从1954年开始的暴力年代中，1967年是暴力最猖獗的一年。托马斯.梅尔维尔牧师是一个被赶出危地马拉的美国天主教父，1968年1月他在《全国天主教通讯》说：在这一年多点的时间里，右翼恐怖集团就暗杀了二千八百多名“试图同危地马拉社会弊端作斗争”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及工会和农民领袖。这个数字是梅尔维尔牧师根据新闻报道统计出来的，但是没有人提供任何有关大部分被害者的线索，因为这些人是印第安人，姓名和莱里无人知道，军队在报告战胜颠覆分子的战报中有时只列数字。不加区别地实行镇压是对游击队进行军事“围剿”的组成部分。根据当时实行的新法令，保安部队成员杀人不负刑事责任，警察和军人的报告就可以在审判中视为充分的证据。庄园主机器关家在法律上如同地方当局，有权携带武器并建立镇压性部队。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机构没有大量报道危地马拉发生的有步骤的屠杀，爱捕捉头号新闻的记者也没到那里去，更听不到强烈谴责的呼声。世界并不理会危地马拉，而这个国家却在忍受圣巴托洛梅式的漫长夜晚。卡洪德尔利奥村变成无人村；蒂图克的村民五脏六腑都被刀挑得乱七八糟；彼德拉帕达的乡民被活剥了皮；先用子弹打穿伊帕拉德阿瓜布兰卡村民的双腿，再活活烧死；把一个反叛农民的头颅定在圣豪尔赫广场中央的一根示众杆上。在塞罗戈多，用大头针扎满了海梅.被拉斯克斯的双眼；利卡多.米兰达的尸体被找到时，他的全身有三十八个窟窿。阿图罗.希尔瓦的头仍在通往圣萨尔瓦多的公路边，找不到身体。在米斯科，埃内斯托.钦奇利亚的舌头被割掉；在奥霍德阿瓜泉水边，奥利瓦.古斯曼的头颅被敲成小碎片，撒在路上；在圣卢卡斯萨卡特佩克斯，水井里漂浮的是尸体而不是水；在米拉弗洛雷斯庄园，早晨经常可以发现手脚被砍下来的人。先威胁再处死，或不事先通知死神就从背后降临。在城市，被处以死刑的人，家门上都先画上黑十字，然后在他们外出时用机枪向他们扫射，再把尸体扔到山涧。 　　　　暴力活动一直没有间断。1954年开始的整个时期，在危地马拉，暴力始终像出汗那么自然。在合理或路旁，平均每五个小时就出现一具尸体，脸部因被拷打而变得无法辨认，永远不会知道被害者是谁。而更隐蔽的屠杀，即贫困造成的日常死亡，一直持续不断，且程度更为严重。被驱逐出危地马拉的还有布拉塞.邦帕内牧师。1968年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揭露了这个病态的社会：“在危地马拉，每年死亡的七万人中，有三万是儿童。危地马拉儿童死亡率是美国的四十倍。” 　　　　《血管》-------------------------11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