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老夫少妻” — 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

假定一个社会由 4 个人组成,两男两女,男女各有一个 80岁, 各有一个 20岁。如果ZF规定20岁的姑娘和80岁的老翁结婚,20岁的小伙子和80岁的老太太结婚,那谁都生不出孩子来, 即使每个人都长生不老,这个社会的人口也不会增长。这就像计划经济。现在如果允许人们自由组合, 20岁的姑娘和80岁的老翁会离婚, 20岁的小伙子和80岁的老太太也会离婚。然后, 20岁的小伙子和20岁的姑娘结婚,他们都有生育能力, 就可以生出孩子了,整个社会的人口就会增加。这就是配置效率导致的增长。假如生育技术的进步使得年轻男女的生育能力可以提高, 甚至80岁的老人也能生育, 这样的人口增长就是生产效率导致的增长。
这是 2004 年,在一次ZF官员的培训讲座中,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增长提出的独特的解释。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借助“老少配”的比喻提出两个重要概念—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来回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何处、未来前景会如何的问题。他认为在1978 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中,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来自配置效率提高,也就是寓言中所说的纠正“老少配”错误的资源配置方式。具体表现为允许劳动力流动、企业家资源重新配置、实现产业结构 调整、开发利用国内外市场, 等等。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因配置效率不同而存在的增长潜力越来越小。要想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就要从配置效率的提高转向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比喻中所说的“生育技术的进步”)。为此,中国社会必须完成一系列变革与积累, 包括扩大经济自由、加强产权保护、完善教育体系、增加研发投入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

对中国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解释

关于中国改革以来优异的经济增长,外界一直感兴趣两个问题:一是这种经济增长的来源是什么, 二是它能持续多久。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张维迎使用了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他指出,所谓配置效率提高,是在给定资源、技术条件下,资 源从效率低的地方流向效率高的地方,使社会总产出价值增加;而生产效率提高,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这两个概念在经济理论中往往要通过坐标曲线来说明。但在日常语境中,张维迎通过“老少配”的比喻,使它们的内涵和意义变得简单明了。张维迎认为,在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寓言中所说的纠正“老少配”的错误(废除计划经济下不合理的规定), 使资源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形成有效的“生育后代”(创造财富) 能力。这跟另一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点非常相近。茅于轼在谈及中国改革前后社会财富变化时说:“我们过去对创造财富有很多错误的认识,一种普遍的认识是劳动创造财富,其实劳动也可能消灭财富。”“’大跃进’把钢铁炼出来,国家变得更穷了......学大寨,不怕苦,不怕累,让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下乡去种粮食,以为劳动就创造财富,恰好错了,那种劳动都是消灭财富的。”
茅于轼指出, “真正创造财富的原因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经济学叫资源配置,包括土地、水、劳动、外汇、煤炭、电力,每样东西都要 将它‘物尽其用’。”茅于轼的观点,贴切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财富创造原理。而张维迎则系统总结了中国改革以来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 方式和表现,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1980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9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由内地流向沿海的巨大的“民工潮”。此前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民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甚至为负。他们进入工业领域之后, 生产出有较高价值的产品,社会财富也随之增长。

第二,企业家人力资源重新配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从ZF部门或者学术机构转向企业。过去这些人是寻租者,不仅自己不创造价值,还阻碍别人创造价值,后来他们开始创造价值— 至少是一边寻租一边创造价值。这一变化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前,企业是为计划而生产,不是为市场而生产,大量产品没有实际价值。而在 1980 年代之后, 中国经济发生一个巨大改变,就是由重工业为主转向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使从城市到农村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改善。

第四,重组国内资源和区域分工。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下,ZF规定的地区和部门分工几乎全都是不合理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和企业家配置资源,使资源流动趋于合理,区域分工效率得到发挥,也带来了经济增长。

第五,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初是靠沿海省份带动的,从广东的来料加工,到浙江的手工业品出口,都是以国际市场为主。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 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配置效率提高转向生产效率提高

张维迎相信,正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未来这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潜力越来越小,要想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难。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中国主要靠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很少有自己的原创核心技术,随着时间推移,可供学习、利用的先进技术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过去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劳动成本优势。例如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 1/7~1/6左右,所以有很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工资收入提高,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如果生产率提高赶不上工资提高,劳动力优势就会缩小,甚至荡然无存。因此在未来—张维迎预计是在2015年以后,中国能否在原创技术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能否出现一批有技术实力的优秀企业— 或者说,能否从配置效率的提高转向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成为能否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

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跨越式转变,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呢?首先当然是要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紧跟其后的是提高教育水平,包括科技知识推广和产业工人培训,也包括整个社会人文素养的提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社会资本的培育。所谓社会资本,是在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基础上,体现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能力。要提高社会资本,就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和产权保护,因为产权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有了产权保障,人们才会考虑长期的未来,讲信用、守承诺,发展出精细的社会分工网络, 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ZF的行政效率和行为规范极其重要。中国之所以缺乏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度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ZF管制经济。ZF过多地干预社会生活,扰乱了人们的正常预期。ZF行为越不规范、自由裁量权越大,企业就越是追求短期利益,不会投资于长远的未来。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提高ZF的行政效率,更需要从体制上、观念上将原有的统治型ZF转变为服务型ZF。因此可以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一个ZF转型与政治改革问题。

在上述观点中,张维迎的视角是全局和战略性的。也就是说, 这些意见如果要寻找合适的建议对象的话,最佳人选应该是ZF官员和高层决策者。但张维迎的研究不止于此。他在另一个层面,即企业发展层面上,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作了分析描述。他认为 经济增长动力从配置效率提高转向生产效率提高,对企业而言,就像在改革开放早期,市场上到处是机会,企业家随便找个“山洞” 钻进去念念经、打打坐,就会有人给他烧香磕头进贡,很容易赚到钱。但随着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以后企业家必须靠硬本事在岩石上“凿洞”,才能创造出赚钱的机会。这就需要企业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产业整合能力。可见,对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解释和预判,不仅值得ZF官员重视,同样值得企业家们认真参考。

岑科：人文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主要作品《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茅于轼》、《大家的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
傅小永：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研究中心总经理，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邓新华： 媒体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搜狐财经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