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到互联网上搜索某某著名学者的谬论，身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的厉以宁可能会名列前茅，甚至有《厉以宁谬论集锦》的帖子被转来转去。像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还有什么“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等等。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也经常有惊人之语。《郑州晚报》曾经报道，张维迎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学在郑州发表演讲，称中国目前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认为提高大学学费对穷学生有利。可是面对网民的评论和质疑却不能自圆其说。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毫不避讳地说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于是各种质疑的话语像潮水般滚滚而来：“一个经济学学者要为富人说话很容易，要为穷人办事，能办什么事儿呢？”还有一位曾经是官员现在是名人的龙永图，称城市拆迁中的钉子户为“刁民”，而对造就刁民的野蛮的开发商和像湖南嘉禾县委县ZF那样运用行政权力强制拆迁，充当开发商帮手的官家却默不作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红顶学者们信口开河没有任何道德损失，更没有政治风险，可以毫无顾忌。

于是，有些跟政治和经济似乎没什么关系的“纯学术”型的学者也放开了胆子，抑或是自以为达到了学术的顶峰，可以“一览众山小”地藐视听众和读者，也敢于信口胡诌了。影响比较大的有在《百家讲坛》上妇孺皆知的纪连海，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有婚外情”，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还有中南大学文学院女教授杨雨在其所著新书《莫道不销魂》中，称李清照是个好酒、好色、好赌，且逢赌必赢的“市井之徒”，也引发了众怒，杨雨被网友指责“简直是胡言乱语”。还好，对纪连海、杨雨的的质疑和批评都还是在平面媒体上进行，就当是学术争鸣也未尝不可。严重的是，2008年10月5日，《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阎崇年，在江苏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名售书时，被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打了耳光。打人者的理由是因为阎在电视上说大清朝“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以及“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而面对阎的胡说八道，自己却没有辩驳的机会，于是采取了极端手段，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打人者自然受到谴责和惩罚，但胡说八道者不也丢尽了颜面？而这一耳光又岂止打在阎崇年一个人的脸上？往小里说，《百家讲坛》的编播们怎么就一点是非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不顾及？往大里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怎么就不能有一个不同见解之间可以平等对话的机会呢？理论专制、学术专制的根源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从信口开河到信中胡诌，再从胡言乱语到胡说八道，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拥有主流媒体话语权的学者所为。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呢？三十年来，全国上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说是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了。可是今天的公权私用、贫富悬殊，强势集团的胡作非为，弱势群体的无可奈何，是稳定的社会形态吗？如果其中隐藏着不稳定因素，文化人难辞其咎，也必定深受其害。

几个月前，笔者偶然发现一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校教材中，竟然有800多字对一金融学词语的定义和论述的严重错误。最近，笔者到一所财经类高校院内的教材书店，查阅了同类教材，发现该学科泰斗级人物编撰的100多万字的教科书对同一概念也没有准确的论述。众所周知，教科书代表官方意见，不同于一般报纸和杂志。人们对报刊上的文章可以存疑，可以商榷，甚至可以批驳，但教科书的内容一般是具有权威性的。财经类高校教科书对某一经济学词语解释得正确与否，不仅决定着学生们对这一概念的认知，还影响着行政执法机关的态度和操作。本人好事，到网上搜索一番，居然发现某行政机关最高当局于2006年年底发出信号，说是2007年将加强监管云云，可是时至今日两年过去却无声无息。可见，高校教材的错误不仅会误人子弟，还可能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此，人们不应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