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的是:中国的跨国公司时代什么时候到来,走出去战略是否双刃剑.

李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产业的发展方向？
我觉得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与产业相互融合才能保证其持续性。

李教授您好，我的问题不知道属不属于您的研究范围，就是：目前中国A股领跌全球股市，7年魔咒似乎又要到来，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潜在影响在哪？目前新三板正风生水起，这一形式对新三板的影响是不是也会很严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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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一，当前国际经济学的前沿是什么？二，如果更好地将产业组织理论与国际经济学更好地结合起来？

李老师，您好！
我正在学国际经济学，提的问题比较低级。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解释相对价格差异。比如A国的X、Y产品的生产效率均高于B国。相对Y而言，X和生产效率更，故A国在X产品上有相对价格优势，在Y产品上为相对价格劣势。现实中商人是按绝对价格差异来交易的，我不太明白A国在Y产品的相对价格劣势在现实中是如何转化为绝对价格劣势？

李老师，您好！请问大数据对于产业组织，和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有什么影响？您本人的研究有用到所谓的大数据么？谢谢！

请推荐学习产业经济学的的教材，这个非常的好，有必要看看，非常不错的啊，都来研究吧

请问您对当今的股市有何看法？

李教授您好,我是财大的学生,开学马上大三,想问一个无关学术的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财大现在的气氛越来越远离了学术范围,周围的同学老师几乎都忙于研究如何赚钱,在财大两年这个一直困惑着我,虽然我现在基本找到自己爱好的方向,但是学校的整个氛围还是让我觉得很恐慌,毕竟一个大学如果整体浮躁,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李志远老师，您好！很高兴能跟你学习，我的问题是：1.产业组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是什么？是阻碍还是促进？2.产业组织是不是会走向垄断？或者形成恶性竞争？

国际经济学在中国还有什么新话题可以研究？好像什么都有人在做，都一群人在做。

产业组织和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结合得多吗，主要有哪些方面

关于变量的内生性，如果模型一不小心出现了内生变量怎么办，会对模型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有哪些手段可以去判定一个模型是否存在内生变量呢？如果发现模型确实存在变量内生的情况，我们有哪些办法可以去解决它呢？如果您找到了工具变量去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那么您怎样判断您找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呢？

R^2是不是在所有模型中都很重要（如多元线性回归的R^2和Logistic回归的伪R^2,它们是一样的么？）。同时，请再考虑有没有截距项对模型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在文献中经常看到有些变量取了对数，有些变量加了高次项（如2次），凭什么对数据进行这样的处理呢？

李老师，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互联网革命对产业组织的影响，特别是对垄断的作用呢？

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与大家沟通交流。

我注意到有挺多关于产业组织的问题。由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国际贸易方面，所以我主要回答一下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问题。有关产业组织的问题，留给专注于这个领域的学者。问题未能得到回答的朋友请见谅，或者请与我线下交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典的理论将FDI区分为horizontal FDI和Vertical FDI。Horizontal FDI指企业在相关的国家设立与在本国的公司相似的分公司，用来服务于所在国家的市场。设立分公司的固定成本与直接出口的成本相对大小决定了企业选择直接出口还是选择设立分公司。固定成本高则采用出口的方式，而出口成本高则采用horizontal FDI的方式。Vertical FDI则指企业在相关的国家设立下属公司以节约整体生产成本。这些下属公司主要为母公司提供如原材料、部件等。狭义vertical FDI的定义中，母公司的产品主要用来服务于母国的市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的生产形式发生了变化，譬如，生产过程的offshorability使得企业可以将不同的生产环节放在不同的国家，从而生产出成本最低的产品。产品的服务市场也不局限于母国市场，有可能是全球市场。这种跨国公司的选择本质上更像vertical FDI，只不过其生产环节分散在多国，而服务的市场也可以是多个市场。因此，horizontal FDI 与 Vertical FDI的基本原理在今天的跨国企业决定中还是适用的，虽然需要做适当修正。
对中国而言，从你的提问中也可以看出，我们主要关心的可能是vertical FDI。即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工厂或者外包服务于中国的本土企业。这种形式的生产方式在国际贸易文献中称作offshoring。注意在offshoring的决定中，企业的目标函数在于最小化生产成本。因此，企业是否offshore以及如何offshore都取决于哪种方式能够使得生产成本最小。如果一个跨国企业选择了offshore，那么究竟是自己设立一个工厂生产（intrafirm），还是外包给一个中国的企业生产(armslength)，取决于哪种方式成本更低。我之前的研究发现，对于产品复杂、需要较多的沟通、沟通成本较高的任务，跨国企业往往选择设立自己的工厂生产，而对于产品简单、生产过程明确、沟通成本低的任务，跨国企业倾向于外包给中国的企业生产。因此，我们在中国的贸易数据中可以看到，当贸易成本降低时，intrafirm形式在沟通需求多的产品中份额会提升，而在沟通需求低的产品中份额可能会降低。
当然，跨国企业的intrafirm vs armslength的选择可能还牵涉了别的考虑，譬如知识产权保护等等。Antras和Helpman有多篇有关跨国企业的论文，你可以参考。
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跨国公司的边界在哪里。个人觉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边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如果我们关心的是最终产品的生产，不管是intrafirm 还是armslength应该都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因此都应该属于边界之内。但是如果跨国公司的定义是母公司直接控制的生产环节，那么可能只有很少的核心生产过程包括在边界之内。甚至有的公司可能仅仅控制产品的设计、品牌，营销等而所有的生产过程都外包给别的企业去做。在这种背景下，理解国际贸易从个别企业的边界入手可能不如从global supply chain的最优化入手合适。

李老师您好，我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讲产业升级，产品质量升级，在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中要如何证明我们的产品质量提升？我注意到施炳展老师的一遍论文讲了质量边际作为三元边际中的一种，其他类似的研究很少，对此您有何见解？

质量的度量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在早期的研究中（即便现在也有），人们往往使用unit price来度量产品的质量。但是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好地度量。后来Amit Khandelwal, 2010有一篇quality ladder的文章，使得我们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与对于质量的度量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办法。Juan Carlos Hallak & Peter K. Schott, 2011根据给定价格各个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来估计产品的质量，这种度量质量的办法有模型依据，其估计过程也比较的科学，因此这种方法成为质量度量的主要方法。Feenstra和Romalis (2014,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Endogenous Quality)进一步使用产品的运输距离来估计产品质量。这些应该是现有关于质量估计的前沿文章。有了比较好的质量度量后可以更好地讨论我国产品的质量提升。

中国的跨国公司时代已经显露了雏形。很多企业的生产过程已经全球化。例如很多中国企业的总部设在了国外，经营管理、产品设计等等都有国际合作者的参与。当然，我国的大部分公司在全球化方面还是很有限的。受益于世界工厂的地位，我国的很多企业可能可以不出国门接触到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但是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我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留在我国的生产环节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企业必须有全球化的眼光，主动地参与生产链条的全球管理才能够在世界市场中具有竞争力。我认为走出去战略不是双刃剑，至少在现阶段不是。走出去带来的不仅有眼界的扩展，信息的获取，还能够帮助我国企业认清我国在全球生产链环节中合适的位置，从而带来更低的生产成本。当然，走出去的企业由于路径选择的错误可能经历失败，但我们应该允许试错。

我不是很理解你的问题。我的猜测是，你所说的智慧城市更像一个侧重于高端服务业，提供智力产品的城市，而产业发展则是工业行业生产的发展？如果我的猜测是你想要表达的意思的话，我倒不认为服务业与工业行业必须融合才能够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当前的生产过程更强调分工与专业化。虽然如此，服务业中的某些服务业，工业中的某些行业可能互为上下游、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且不能物理分隔太远，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城市中同步的发展这些服务业和工业行业应该能使这个城市获得更大的收益。这种融合应该是一个自然选择与演化的过程，ZF当然也可以提供一定的政策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