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近日刊登了一篇颇为有趣的文章，探究了中国的“僵尸公司”正在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公司已经成为某些商业灾难的牺牲品。可能是（在中国的例子中，极有可能是）在融资成本几乎为零的时期对自己的扩张计划过于野心勃勃了。或者是和其他经济体中一样，没有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甚至可能就是大众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可是那些公司还是在那儿；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着，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着资源、使用各种资产，然而产出呢，却低于投入的价值。后一种情况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会指出说，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破产。而这也是这一系统能够良好运作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资本家在做对事情之后变得富有，也不是因为把工人践踏在尘土中是件有趣的事，而是因为，当事情出错、错误酿成，破产是我们用来清理残局、重新开始的一种方式。
　　《纽约时报》的上述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些工厂没有关闭，却依然颤颤巍巍地向前走着，像是踏上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长征。
　　为了保护就业岗位和工厂，ZF及国有银行有时候会通过展期或重组贷款、提供新贷款或其他帮助等形式来支持亏损企业，让其得以继续经营。尽管看上去可能是一种奇怪的商业策略，这却是帮助维持社会稳定——中国领导层的重要目标之一——的更宽泛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各省市ZF机构还会支持处于垂死边缘的工厂，仅仅是因为它们被视为对本地经济相当重要。
　　（历史上其他国家）也曾试行过类似的战略，但收效甚微。在日本，这种被称之为“僵尸公司”的企业，在该国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中做出了不少“贡献”。
　　因为中国允许其“僵尸公司”阻碍经济发展，这个国家的前景正在笼上一片阴云，让人很难预测增长的脚步到底迈向何方。如果领导层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经济的颓势还将持续下去。
　　是的，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类似的担忧；是的，大规模失业也不是中国ZF或大众所能以平常心看待的一件事。然而，有一点却仍然是千真万确的：这其中的许多乃至大部分公司需要破产。
　　倒不是说要施行奥地利学派（或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梅隆[Mellon，指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译注]式风格）的取消主义。如果一家公司已经不具备竞争力，那么就即刻让它倒闭吧。当然，首先要指出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而破产则是这个解决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基本思路：那些亏钱的工厂中，有劳动力、有资产、有土地、有资金。这些工厂永远不会盈利了。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用某种方法重新分配这些经济资源。而这就是破产所允许你做的事。将该组织的债务从生产性资产中剥离。将这些资产投入到其他方面，生产性更强的方面。债务呢？嗯，我们可以让债务随风而逝，或是进行减记，随便怎样都可以。重点不是债务会怎么样，重点是生产性资产会怎么样。而这正是破产允许我们做的事：对它们进行再分配。
　　这背后的逻辑是：企业发生亏损，并不仅仅是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从整个经济的层面上来说，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变穷了。比方说，这里有一些价值100美元的资产。我们拿这些资产来生产了一些价值90美元的东西，这里就产生了亏损：生产的成本高于产品的价值。现在，整个社会损失了10美元。而这显然不是我们想继续看到的情况。我们宁愿看到这些资产被挪作其他用途，或许是价值100美元的资产能够生产出110美元的产品，让整个社会赚上10美元——无论这样做会产生多少债务或让股东蒙受多少损失。
　　以上正是破产的意义和目的所在。因为我们都是凡人，没有人的知识结构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总会犯错。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来清理这些错误所留下的烂摊子。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各家企业则更是如此）之所以能够相当不错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原因之一便是这些社会中施行的相对而言较为自由的破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