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北京邮编：100732)

    内容提要：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构建了稳定的关系结构与秩序，至近代，由于中国的衰落，传统的关系与秩序崩塌。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百年衰落的下行线，开始逐步重建周边关系与秩序，但长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观并没有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采取新的措施逐步与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形成愈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利用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地区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在调整中构建新的地区发展和安全秩序。对中国来说，构建秩序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霸权，也不是要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是为了一个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开始回归，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构建新周边关系与秩序的重要载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周边地区秩序的变化要放在历史转变长进程中来认识和考察。

    关键词：周边外交#地区秩序#区域观#命运共同体

    中国有着众多邻国，接邻地区形成宽阔的周边区域，既有大陆，也有海洋。一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特殊的地缘关系，形成了以周边区域为中心的区域观和独具特色的区域共处关系与秩序。

近代中国由强转衰，受到外患内乱的困扰，历史上形成的周边关系和秩序遭到破坏。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内乱，中国开始走向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之路。但是，由于冷战和其他复杂的因素，周边关系和秩序的重建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总的来看，随着内外因素和环境的变化，以周边区域为中心的中国区域观逐渐回归，中国在周边区域关系和秩序构建上逐步取得主动。本文从中国的区域观历史考察出发，分析了中国以周边为中心的区域观回归以及区域新关系与地区秩序构建的进程和特点，提出新形势下构建周边战略依托与命运共同体的战略。

一历史上的周边关系与秩序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往理念、规则和方式。据研究，中国的“世界观”源于以中原华夏民族为中心的认知和秩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发达的华夏民族与周边众多的族群部落相邻而居，逐步发展起以其为核心的相互交往的关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扩大了华夏的区域范围，进一步强化了华夏中心文化与秩序。①

    自汉朝以后，中国的交往开始扩大，往东，开始与朝鲜半岛、琉球、日本列岛交往；向西，则经由河西走廊，开辟古丝绸之路，交往延伸到中亚、地中海；向南，交往不仅扩及整个东南亚，而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各国甚至是阿拉伯地区以及非洲发展商贸关系。②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坚持以近邻周边为基础，没有像近代的西方国家那样，在世界范围建立殖民地，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复杂、多样的关系，有些国家被纳入华夏体系，接受中国的册封，向中国纳贡。尽管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并没有加入华夏体系，但也尽可能与中国保持友好交往，形成了稳定的周边关系。③

鉴于自己是最强大的国家，中国自然以己为中心看待外部世界，处理与外部的关系，与周边邻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夷秩序”。为构建和维系“华夷秩序”，中国一方面维护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他国的内部事务不主动进行干涉和介入，对属国的纳贡也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因为中国所在乎的是礼尊、秩序，而非贡品。正如明朝皇帝所言：“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④在长期的历史中，尽管中国在与邻国的关系中“恩威并用”，但总的来说，所实行的是一种“怀柔周边”政策。⑤

    中国处在一个有着众多邻国的复杂环境之中。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与周边国家逐步发展起一套比较完备的规则体系。⑥这个体系以儒家的等级秩序思想为指导，构建了一种“中心—边缘式”的稳定架构。⑦该架构被认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保障基础之上：一是中国具有占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力量，二是中国为区域提供安全保障。⑧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构建，其广度和深度是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相向而行的。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中国的中心地位也受到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冲击，与周边的一些国家和部族不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总的来说，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强大，主导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也就是说，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关系秩序基本上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由此，在很长的历史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区域内部的关系互动。⑨

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这种区域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区域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它的重要性：一是区域的地缘视野，始终把周边地区作为基础；二是把周边地区作为利益攸关区；三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套相处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所谓“君临天下”，其核心价值是要对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周边国家负责。⑩

    然而，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这种秩序基础被摧毁。一则中国本身开始逐步衰落，二则西方列强大举向东方扩张，染指中国及其周边邻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势力扩张和入侵，中国败下阵来，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支付赔款，割让领土；周边邻国大多被列强占领，成为殖民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的权威被击破，而周边国家被殖民，则割断了中国与它们直接交往的联系。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彻底解体。

    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崛起的日本发起直接挑战，进犯并打败中国，吞并琉球，占领朝鲜，使中国失去了仅存的一点“大国尊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其间100年，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不仅失去了自我(能力)，而且失去了自己所在地区的正常关系和环境。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传统区域观被埋灭，周边地区成为危及中国自身生存安全和利益的祸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内乱结束，衰败的下行线也终停。不过，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还是经历了艰难的调整。由于形势复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关系定位处于被动之中。在很多情况下，是外部因素决定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特征和性质，中国则主要是被动应对。新中国也试图做出努力扭转被动格局，推动新的关系发展。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与缅甸和印度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的内核是维护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友好相处，基本出发点是争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稳定与和平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提出的这些原则具有了新意。从中国的认知来说，放弃了“中国老大”的观念，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秩序观，开始倡导国家平等和以此为基础的和平共处。不过，由于冷战格局、中苏分裂等因素，中国周边地区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大的转变出现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改革开放需要稳定和平的外部政治环境以及开放合作的经济环境，于是，中国开始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与邻国关系的改善，促进相互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方面为中国进一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政治氛围和环境，另一方面，各国采取的开放发展政策也为中国与邻国之间发展更为广泛的经济关系创造了条件。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全新的变化：第一，中国实现了与所有邻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二，中国与邻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经贸联系，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是近代以来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的周边区域意识开始逐步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也不可能退回到古代的“华夷秩序”模式，而是基于新环境下的新认知、新定位和新构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