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付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对策 2008-11-20

　　高储蓄是中国陷入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现在全球都在声讨华尔街，美国政府似乎也有意往这个方向上引，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华尔街毫无节制的金融创新以及美国“松弛”的金融监管。如此，美国政府与美元的责任被推到一边。但其实是，美国较低的储蓄率、长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借贷消费，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无以复加之后，终于酿成恶果。从深层次上分析，美国消费主导模式为什么可以无限膨胀，直至把全球经济拖至动荡?美元为什么能无限超发，时间跨度五六年?是谁在吸收那么多货币?

 

　　如果除美国之外，没有其他经济体不断吸收美元的话，美国不断发行货币的后果，早该引发国内的通货膨胀。很显然，最近五六年，全球经济处于高增长状态，而且几乎没有通胀，以致不断减息、松货币成为美联储最好的政策选择。美国没有通胀的原因，是因为有庞大的经济体在不断吸收着美国多发的货币，这其中，中国首当其冲。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所以，在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货币。于是我们就看到，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却有着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超级的税收优惠以及超低的劳动标准。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一个经济体一下子被整体抛向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引发了全球资本、要素乃至产业链空前的流动。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制造业如此扩张。全球化要素流动和中国的补贴，客观上降低了全球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于是供给被推上去了，产品价格自然涨不起来。

 

　　从宏观上看，这种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必然导致非常高的储蓄率，这成为今天中国很多宏观难题的根源(消费不振、高顺差、本币升值、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失控等)，因为要素报酬是不断向着政府、企业流动，而不是居民部门。由于政府消费倾向很低，企业基本不消费，所以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降低，储蓄率不断升高。储蓄率不断走高也有人口结构非稳态变化的因素影响，即所谓人口红利的影响。据测算，中国主要储蓄人口的比例可能要到2015年才能达到高峰，随后开始下降，这成为推动中国储蓄率不断攀高的趋势性因素。但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储蓄率在高峰时突破过40%。而2005年，中国国内储蓄占GDP比例为48.1%，2007年初步核算已经高达52%。而近15年中，中国储蓄率增加的12个点，基本上是政府和企业部门增加所致。这或许是中国内需消费迟迟刺激不起来，而越来越滑向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的真正原因。政府、企业的储蓄率升高，只能用于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出口，由此形成顺差。

 

　　储蓄率高，资金机会成本就变得非常低廉。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其结果自然是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根本不需要很多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储蓄，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进一步萎缩。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外部需求减少甚至消失，这个循环才告终结。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归根结底，中国的高储蓄是陷入这场危机的根源。

 

　　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也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刚刚整合完毕，还没来得及展开大规模对外投资，使得中国成功避过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但危机过后的次生效应将给中国带来不小的影响。中国该怎么办?

 

　　不要老想着去“救市”

 

　　有观点认为，中国积极参与认购美国国债，能防止美国通过印钞票解决危机。但是，如果中国购买了美国国债，美国就不印钞票了?问题关键要看美国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效果。现在没有人相信这些钱够用，未来再来一个3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中国如果不参与，美国还得通过印钞票解决。

 

　　此外，还要看中国是否有能力参与。中国目前1.9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可动用的数额估计也就4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要应付3个月的进口额需求以及未来可能性越来越大的资本外流，存量中能动用的数目已经很有限。

 

　　如果要持续地购买美国国债，意味着过去几年高顺差的经济模式必须持续，而这个模式已经给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不可能再回到2005年以前每年300亿美元顺差的状态，那么这个救市的钱中国还掏得出来吗?

 

　　也不要老想着去抄美国的“底”

 

　　从根本上讲，中国首先要放弃去托住美国旧有模式的想法。美国利用世界货币铸币权进行财政扩张、借贷消费的模式由来已久，美国由此已经获取了太多利益，它不会也不可能去主动改变这种格局。只要条件允许，美国会把铸币权无限使用下去，直至把危机的成本最终转移出去。

 

　　所以我们只能立足于自身，办奸自己的事，这是应对这场危机基本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平衡国际收支，理顺经济结构，客观上就制约了美国世界货币职能的滥用，也就倒逼着美国不得不作出经济调整，改变其现有经济模式。

 

　　不要冀望投资拉动和短期政策来改变经济下滑的趋势

 

　　作为一个出口占到GDP40%的国家，外需大幅缩减之后，很多人冀望于投资能像1997年、1998年那样撑住经济的下滑，笔者认为比较困难。

 

　　中国投资速度控制的关键在房地产投资。大体来讲，中国的投资分三大块：制造业占30%，房地产开发占22%，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占18%，而房地产是其中关键，它直接影响着其他两块。虽然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自2007年的30.2%增长至今年1～5月的31.9%(主要是地产商在土地收回期限之内突击投资)；但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价格双双下跌，上半年地产商拿地规模大幅萎缩，前景暗淡，预示着下半年开始至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很可能大幅下滑(7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大幅下降至17%)。房地产衰退将直接打击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家装、家电、汽车)投资下滑不可避免；此外，房价下跌直接拉低地价，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的卖地收入，而卖地收入依赖于房地产业的繁荣。

 

　　还有人冀望廉租房的大规模投资，廉租房大量推出势必拉低房价和地价，意味着未来政府卖地收入大幅下降，债务恶化，最终的结果将导致银行坏账上升。在没有真正触动中央地方财税分权等深层次行政体制改革之前，大规模廉租房投资推出实在很难。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房地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很难想像在收入预期急剧下滑的状态下，人们会为房价去支付一个很高的溢价。有机构测算，若以西方国家月供收入比40%的正常水平衡量，中国核心城市的房价目前存在40%～60%的下跌空间。如此状态下要刺激楼市，可能比较困难。因此，加快降价处理“存货”、回笼资金可能是房地产商的唯一选择。

 

　　对抗经济下滑，显然已非短期政策可以逆转，降息只能够减轻债务人的负担，但不可能重新刺激信贷需求。面对经济的巨大不确定性，供求双方都在主动收缩，没有“深陷泥潭”的企业早已“刀枪入库，现金为王”；银行也借贷，信贷规模指标都用不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放松货币，只会把多余的钱进一步往债市里填。

 

　　政策建议

 

　　既然我们认识到，美国经济崩溃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是我们为以往过度依赖高投资和高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必须要支付的代价，我们就应该痛下决心，彻底和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告别，从根本上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改善经济体效率，坚定地转向以内需消费为主导，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这场危机的影响。

 

　　启动内需关键在于解除制约消费增长的瓶颈

 

　　首先，应扩大政府消费，降低政府储蓄。其次，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加大对医疗、教育、廉租房、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当然，要顺利推进上述措施，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如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重新界定等等。

 

　　对抗经济下滑要靠体制改革提升效率

 

　　首先，理顺价格体系，放松价格管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产业都是内生于价格的，价格理顺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才能调整过来。

 

　　其次，打破垄断，放松行业准入门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部门，如金融、能源行业等，形成竞争机制。这样才能更多地拉动私人投资，更好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体的效率才能有实质性改善。

 

　　再次，大幅减低个人所得税(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通过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措施支持产业升级转型。

 

　　第四，财税制度要作根本性改革，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丰厚。政府激励变了，从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第五，改革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流转，使农民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这些对于启动内需消费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告别旧有发展模式，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可能才是中国摆脱危机影响和长远发展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