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摘自:网络

今天，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美国科学家William C. Campbell、日本科学家大村智。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84岁，中国籍，中共党员，中医研究背景，发现青蒿素，主要学术成果诞生于文革期间……这一系列的关键词都无疑很有新闻性。但网友谈论的最大焦点在于，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屠呦呦，并不是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的院士。

其实，在屠呦呦落选院士的背后，曾有一场学术争议。随着诺奖的颁发，这些学术圈里陈年旧事很可能又被翻炒起来，引发人们的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此前媒体介绍屠呦呦的简历时，大多说“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小时候就对中药有了深刻印象，这促使她后来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考大学时，屠呦呦选择药物学专业为第一志愿。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所选专业正是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药学。

2009年《中国药学60年60人》的一篇文章里这样介绍她大学毕业之后的经历：

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工作伊始，屠呦呦主要从事生药学研究。1956年，全国掀起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 ，她对有效药物半边莲进行了药学研究；后来，又完成了品种比较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药学研究。

屠呦呦虽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仍坚持工作，无论到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在室内进行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1958年，被评为卫生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9年，屠呦呦参加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屠呦呦和同志们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先后发明和研制了新型青蒿素。

疟疾神药青蒿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是屠呦呦和科研组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因为青蒿素此后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人类对付疟疾的最有力的药物均源于两种植物提取物，一是法国科学家19世纪初从植物金鸡纳树皮上提取出的奎宁，二是我国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

今天，疟疾仍然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世界每年有5亿人罹患此病，100多万人因此死亡。疟疾对世界的危害实在太大，各地的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解开植物治疟的秘密。1820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和约瑟夫-布莱梅·卡旺图合作，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但当时还不知道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1907年，德国化学家P·拉比推导出奎宁的化学结构式；1945年，美国化学家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其学生威廉姆·冯·多恩合作，首次人工合成了奎宁。

20世纪初，绝大多数奎宁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种植的金鸡纳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奎宁供应被切断，从而被迫开始研制奎宁的替代物或简化化合物。193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汉斯·安德柴克博士研制出一个结构简化但药效依然很好的奎宁替代物——氯喹。

20世纪，4位科学家因与疟疾相关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以及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在人类进步的同时，这种疾病也在演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20世纪60年代初，疟疾再次肆疟东南亚，疫情难以控制。科学家们开始寻找对付这种疾病的新药，传统中药青蒿脱颖而出。

1961年5月，美国派遣军队进驻越南，越南战争爆发。交战中的美越两军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但没有找到理想的药物。

越南则求助于中国。1967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在中国启动。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的代号被定为“五二三项目”，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大项目，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与，屠呦呦是其中一位。

此后的几十年中，青蒿素进一步的研发、合成、改进凝聚了大量中国药学工作者的努力。青蒿素成为目前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之一。2001年，世卫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她为什么不是院士？

十几年前的教科书上，青蒿素就被称为中国最接近诺奖的科学成就。而在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媒体更是把屠称为“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现在，媒体在提到屠呦呦时都说她是“青蒿素第一发明人”。但在学术圈内，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青蒿素发现的代表人物仍有很大争议。

比如2011年《京华时报》的一篇文章有如下叙述：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称，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争议已有30年，早期甚至“状告”至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奖励办。其认为，“屠呦呦既不是最先发现青蒿提取物抗疟作用的人，也不是首先分离到抗疟有效单体的人，这些研究成果也不是在她指导下取得的，将功劳全归给她一人，不公平也不合理，与历史事实不符”。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1967年就参加“523项目”，并在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中作出关键贡献。她透露，这一发明此前曾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并获香港、泰国等奖项，“但都是颁给集体”。

“泰国的奖，屠呦呦也以个人名义申报了，但在评审时还是给了集体，可能美国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以给了个人。”李英认为，屠呦呦用青蒿的乙醚中性提取物证明了青蒿的有效，是重要贡献，但屠呦呦对其他发明环节很难出力。

而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文章则这样写到：

由于“523”项目是一项庞大的合作研究工作，前后有全国各地不同单位的数以百计的人员参与其中，因而青蒿素的发现在过去很多年里都被强调是集体成果。

例如，2006年由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主持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一书，就这样强调：“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但可以断言，从传统医药中，用现代的科技手段研制成功一种新结构类型的新药，发明证书上的6个单位中，无论是哪一个单位，以当时的人才、设备、资金、理论知识和技术，哪一家都不可能独立完成。”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吴毓林2009年亦在一篇回顾文章中表示：“虽然3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从他们的字里行间看不到‘523’项目参加人员的协作奋斗,但是这改变不了青蒿素是团队协作成果的事实……”

吴毓林所说的“不和谐的声音”，指的是屠呦呦当年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以及《科学时报》的一篇报道。后者在文中写道：“青蒿是一株救命草。找到它的人，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