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有两类经济学家在做3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总结。我们不仅关心改革的总结、对进一步改革的建议，还关心在总结中实现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经济学的目标。

一类是亲历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家，掌握着过程中权威事实。这些人具有经济学背景，对改革做出了学理上和政策上的贡献，他们的总结，意义重大，对社会影响也最大。

但是，由于不是职业经济学家，总结中大多提供的过程、事实和定性的结论，缺少细微的定量分析。有一个类比：50年代是发展理论辈出的年代。几十年之后世界银行总结时，发现这些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原来大多数并不是或者不再是职业经济学家。

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不愁经验检验的，但是，具体到每个具体的领域，没有统计和计量的检验，使得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贡献，缺少了一个经验支撑。

另一类是作为外部观察者的经济学家，掌握是总结分析的西方话语权（不说规范而是话语权）。如Cambridge出版的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邀请理论经济学家、中国专家乃至中国作者共同写作。他们是职业经济学家但不是中国改革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对于中国的观察是隔了一层。

他们的优点在于，做了规范的经验分析。不幸的是，缺点也恰恰在于，他们过分仰仗这个计量和统计。Ravallion和陈讲过“中国的统计改革滞后与经济改革”，因此，当你不理解中国的数据时，经验研究就必然误导你。当你同时又不能深刻认识中国现实的时候，这个误导就是致命的。

最近Michael Spence为一本总结30年改革书写序言时，表现出是一个大师。许多国外经济学家无知无畏，敢想敢说（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专利），而他却坦言自己的疑惑，寻求答案：95-05年中国制造业每年20%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何以还能如此大规模创造就业。从整体上讲何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是容易的，那是因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速度，是经济史上罕见的。一个劳动力从30%劳动力比重、12%增加值比重的农业，转移到70%就业比重、88%增加值比重的非农产业，既是（无论是以平均还是以边际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就业的创造。但是，要具体讲到制造业部门，就非得懂得中国的统计不可——分部门的就业统计是不完全的统计，统计外制造业就业的空前扩大，恰恰发生在Spence所说的这个时期（分母错了）。

上述总结和研究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都有巨大的价值。但是，我们也期待把两类研究的优势结合起来的第三类研究，后者可以对建立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随机地想到一些有趣的问题：

1．我们能否把类似Spence疑惑的东西做一个系统的归纳，给予中国式的回复？回答“李约瑟之迷”、“韦伯之迷”都可以产生重要的研究成果。

2．为什么是30年？改革前后都是30年，建国前的现代史也是30年。“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三十为世”有经济学含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