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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归根结底，既然“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研究不同于工艺学对象的研究，它本质上是研究“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不过，马克思同时强调：这“留待别处（后面）再说”，并且，“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⒅

三、历史和逻辑规定的统一

《导言》提出的研究思路是：由“生产一般”统领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生产一般规定本身又涵容“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两个演进的层面，这样，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一般对象就定格为两个方面：（1）“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⒆（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⒇前者指的是“历史中的社会生产方式”，后者指的是“生产方式中的社会生产关系”。两者合成“本质研究”。这是历史和逻辑的规定统一的基础。

对于“历史对象”，马克思强调的是限定词“一定”，总的结论是：“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21而对于“社会对象”，“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22关键是这一句：“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资本论》后来锁定的研究是：生产→再生产→流通→生活过程→认识批判。而为了引出“资本主义生产”，就要首先理论生产“价值规律（规定）”。所谓：“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23即由《资本论》首篇所定格的“逻辑”在主旨上其实是为了完成“广义政治经济学”向“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工作过渡。这使得恩格斯由衷赞叹到：“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24

……

生产一般是客观逻辑，以后在此基础上引出以生产一般的本身的规定为基础的“价值批判”的主观逻辑以及以劳动一般为基础的“资本一般批判”的主观逻辑。它们的最初“完美结合”的工作产物是“五篇结构计划”。按照马克思当时的想法，五篇的每一篇都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样形成：“（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5）世界市场和危机。”25后来的“六分册计划”显然更为彰显了这一点：“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26在后者这里，马克思尤其强调：“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27

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看来是实现“事”向“事的科学”过渡。我们可举“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发生事件为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28在这当中，劳动二重性的发展是一条“事的红线”：“在开始研究时通过分析商品所发现的有用劳动和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商品生产的两个方面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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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一旦商品生产不再仅仅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统一，而且还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统一，商品生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29这种“事的合流”反映的是劳动的二重发展的历史趋向性，构成了商品生产劳动特殊和资本主义劳动特殊，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获得了抽象劳动的最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导言》中，马克思这么写道：“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30因此，“与概念神话的人为产物相反，马克思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哪怕是抽象但却真实的范畴的本质和起源的观点，在总体上是十分明确。事实上，他常常为这个主题所涉及的哲学神秘化而感到好笑……‘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 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槽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因此，那种认为在能够理解作为存在形式的范畴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界定唯心主义的统一主客体的概念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念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因为后者试图通过由‘我们的交往’提供的具体证据，而不是通过先验的哲学演绎来证明它是真理。不论我们是在它们与公有地（后来划分了）的关系中思考‘一般’（Allgemeine）与‘特殊’（Besondere）范畴，还是在它与有关发展的后重农主义条件的实际上可证实的联系中思考一般的‘劳动’范畴——与劳动的历史上已知的、特定的形式和变种形成对照，它们限于作为自身的运作基础的劳动工具和资料——情况都是如此；而在后重农主义条件下，‘抽象劳动’却通过胜利前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在物质上占据了统治地位。”31

为了寻找这种“事的结构”，马克思建立了广泛性的史的构造，这就是《导言》最后一节的总标题的留下，包括的内容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以及“法的关系”和“家庭关系”。很显然，马克思认为这些构造都应当是解剖“生产”的基本单位。另外一方面，在这些构造中，马克思实际上尤为重视的是“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实际上就是寻找人类史领域中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规定。马克思寻找的线索是“依赖关系”向“交换关系”的历史过渡，有这么关键的几条内容：（1）“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2）“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3）“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尤其需要考虑或关注的理论问题是：（4）“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5）“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6）“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最后一点：“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因此，“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其间重要的因素是“怎样获得”这种结构的发展，“对自由等也是如此。”所以，全部的结论就是承认：“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2

……

这种事的统一和结构的统一构成了“逻辑”，而过程本身则构成“历史”，“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则使“主体，即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33

四、文本问题、围绕“科学抽象法”的争议以及其他

《导言》中写得最为丰富，同时也是难以把握的内容是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的涵义是双重的：完成了研究对象规定——包括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之后的“研究方法”，以及基于“本质研究”的生活过程的批判考察。关于后一涵义，我们要尤为多说一些。资本主义生活空间表现为“资本之道”和“资本之德”的结合现象，即生活过程规定的发生发展。因此不是零碎的认识现象，而是系统的认识现象，在《资本论》中，我们知道就本质（运动）而言，它由资本的流通过程所启动。这就要求对资本的生活过程采取一种系统的批判态度，但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是跳过历史和系统的规定，一步跃入“现象”，致使“现象发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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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化。在其看来，“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不过，这种现象发生和认识发生合一的工作结构的意义在于，“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34

另外一点，确认双重涵义的统一委实是深化对《导言》前两节的工作内容的理解：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相统一。这种“夹叙夹议”论述方法继续体现在第三节当中，并且更为深入。不清楚这一点，很可能就把这一节内容看作纯粹的思想史批判了，而一步跨向“《资本论》第四卷”。我们必须确认：在本质上，无论《导言》前两节还是第三节，其工作内容都是由“客观逻辑”所统领的，尽管马克思的表现手法在更多场合是“主观批判的形式”。这就避免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工作内容部分的误解。因为，它的基础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体批判，而后者又建基于《导言》前两节内容。马克思真正批评黑格尔的地方是概念生产。其忽略了历史发生学的规定：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因为，黑格尔并不研究真实历史的发展进步和它们的否定过程，它造成了概念的自我生产性。“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35

因此在《导言》中，马克思事实讨论了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劳动本身的一定发展形态为前提的。抽象劳动随着具体劳动形态而历史成长，成为对“劳动形式”的一种抽象。“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36“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37“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38资本主义再生产关系按本质来讲，属于劳动二重性的进一步的发展形态，它的依据是：“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39与此客观过程相随的主观批判进程是：“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40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于此节中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是：确立流通过程启动的生活批判的现象发生学。任务分解为两条：（1）资产阶级的物象法产生了主观过程的抽象－具体，必须循着这个路径批判它。因为，“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41（2）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产生独立意义的“认识发生学”，所以，通过彻底解决了黑格尔的思辨的思维发生学的“神秘性”，通过剥离黑格尔的认识发生学所“还原”的唯物主义的现象发生学将恰恰呈现客观过程的历史发展。“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2总的来说，这些阐述是针对“现象发生学”的整体工作状态而言的，在后来，它对应于《资本论》第三卷，并且直接引出了定格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的那些“工作内容”。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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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43即所谓抽象，不过是历史的尚未充分发展或现象展开，而所谓具体，乃是充分发展和社会实现了的生活过程的构造。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历史的现象分析，马克思给出的纠正性意见是：“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44

人们从思维中刻意抬高了马克思所说的“抽象”，以为这是进行“唯物主义知识论”的理论生产，同时又严重背离历史真实而将其概念化。于是，出现一幕幕的逻辑争议，彼此之间难以苟同：“与有的《大纲》的评论者的看法相反，马克思确认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根本不意味着这就是他随后要采用的方法。首先，他并不认可经济学家们的这一信念：他们在观念层次对具体进行的逻辑重构是对现实的可信的再现。的确，在《大纲》中综合叙述的过程从黑格尔的方法那里借用了各种要素，但是它也显示出巨大的不同。 45再例如阿尔都塞，他勇敢地承认：“在马克思的原文里尤其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是他与经验主义和与黑格尔的彻底的双重对立关系。与经验主义相对立，马克思证明知识不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是从抽象到具体……与黑格尔相对立，马克思证明从抽象到具体的这种运动不是生产出现实的方式，而是得以认识现实的方式。而在这整个论证里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我们必须从抽象出发。”46日本学者内田弘则是这样描述的：“马克思在第三节‘经济学的方法’中首先对比了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不同的研究方法。他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具体事物渐渐向抽象事物下降的方法，另一种是从抽象事物渐渐向具体事物上升的方法。”并且可以说，“斯密展开体系的方法继承了欧洲学术史上的正统方法，马克思对此做出了肯定，并继承了这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叙述方式是斯密的上向法。”47

认识神话制造者无视马克思生产研究对象规定的事实，一味致力于把“研究方法”知识化，这就可能坠入敌人的陷阱——“三位一体公式”的精神现象学。他们炮制“认识神话”，目的只是进行“抽象辩证法”和“具体辩证法”的黑格尔《逻辑学》版本的布道，却反而把“康德知识论”作为工作范型；但是，他们还是忘记补充一点：“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作为这样一种真理，而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真理，它们才是无条件起作用的。但这一点并不排除出现这样一些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由于其社会结构的本质，其它一些范畴，其它一些真理体系也将起作用。”48

关于这一点，列宁怎样说呢？列宁的意见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政治经济学……不是根据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样，对历史上特定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所得的概念，就比较完整。49虚假的实证主义要求和虚有其表的批判的学理主义进路使人们渐渐遗忘了《导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工作出场。具体表现在：（1）渐渐忘记了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为对象，乃是从中取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存在者规定，使“物”提升为“事”，这就可能摒除“物的科学”，相反地奠立“事的科学”；（2）忘记了马克思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出发，是申明“对象的总体结构”规定性，进而申明“社会对象”，从中明确出“生产关系对象”的特殊类型；（3）进而漠视对象提升为“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路径，试图一步建立“研究对象的历史＝思想史批判”的工作规定，使马克思的工作努力湮没在“研究对象的结构＝思维的结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逻辑神话和认识神话的炮制当中了。但是按照列宁的认识，马克思的理论认识和语言的生产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是大写化的理论建构规定：批判＝发展，以及批判＝建构，从而创造性地统一了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一言以蔽之，通过整合“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研究对象的结构”，马克思从而找到了对“对象”进行有效研究的历史路径和科学路径，最终确立“统一的历史”作为理论认识形式和语言，总之一切经济范畴和理论范畴“生产”的客观依据，以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学科工作规定。

五、简短的结语

人们不应当否认这一事实：《资本论》逻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工作地基上始获成功。在此，我们不限于提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示的类似于“宣告书”的工作表白：“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50为了考察马克思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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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的思考的“思维的客观过程”，我们需要“把栏杆拍遍”，但是一俟《资本论》文本最后完成，马克思立即表达了这样的写作感受：“……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51

二版跋文中，马克思进一步谈到，“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2这种非凡的定格是马克思不断地把“外部世界”移入大脑，进行精心改造，使之成为思维上的然而同样是“物质的东西”的结果。这种工作无愧于马克思的“我的辩证方法”称号。在马克思的努力下，一种“统一逻辑”出现了：生产一般既构成了对“对象结构”的理解，也构成了对“研究对象结构”的理解，从而有效连结了“历史”和“认识”。马克思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和系统性的，却并非终局性的。但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问题解决”。为此，我们仍然需要循着他的足迹前进。方便起见，我们可直接从《保卫<资本论>》中摘出一段话来，深化这里的讨论主题和结束全文：“所谓生产一般（生产的条件和形式），针对了运动一般，同时也针对实体的构造，尤为强调了运动一般对构造形式的发展关系。依本书的主题，可做出结论说：马克思是从生产一般导出以后诸种概念的，如劳动一般、资本一般，而又从合乎主观逻辑批判的需要出发，详细制订了价值一般、剩余价值一般这些认识范畴。它们的源头归集在生产一般。这些是金石之言。回溯历史的工作困难确实巨大，毕竟，谁能一下子说清楚和听明白生产力、生产关系呢？对于生产一般的把握只能徐图进取，不可急迫。重要的是，在思维中将其首先确定下来。但不是为了构建什么确定性的知识。与知识论一味注重‘证明’不同，辩证法关注‘批判’。生产一般与一门统一的科学相适合，只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一切生产阶段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的东西所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要素（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直接用它们不可能了解任何一种历史生产，不可能理解任一个现实历史的生产阶段。最后一点，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不管学科分工如何专门化、如何多样化，对象在规定上从来是统一的。”53

注释：

①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4-415、414页。

②许光伟：《<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江汉论坛》2014年第7期。

③⑥⑩⑿28\5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7、60、87、62、229-230、22页。

⑤许光伟：《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从批判到蕴涵批判的建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诞生意蕴》，《江汉论坛》2013年第2期。

⑦45默斯托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9、50页。

⑧李成彬：《市场社会的原因论探析——基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视角》，《科学·经济·社会》2013年第3期。

⑨⒄⒅⒆⒇21\22\25\26\30\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4、3、6、6、17、40-43、26、31、23、27-28、19、17-18、18-19、21、22、21、23、21-22、40、18、19、20、31页。

⑾参看《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

⒀⒂53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91、610页。

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⒃23\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537、580-581、58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29《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

31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35页。

46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47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58页。

4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22-323页。

49《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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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资深责编：陈孝兵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