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用隐性担保淡出银行“声誉风险”高悬

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是我国银行此前若干年安然度过重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不过随着银行的股份化改革和上市，这种隐性担保可以说已经逐渐“退出”，至少在弱化，这也是何以银监会重视声誉风险管理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呼之欲出的原因。

与此同时，银行自身信用的空缺愈益突显出来“声誉风险”成为可能严重影响银行稳步发展的“软肋”。

近年来，影响银行声誉的事件此起彼伏，频频上演。近期被议论较多的一个例子是：某客户存款时钱被机器吞掉，致电银行客服无法得到立即处理，但他随后报称取款时机器多吐了钱，银行很快就派人来了。另一个同样有“戏剧性”的例子是，某老者拿着1987年办的存折去取钱，账上原来有七十余元，没想到银行不但不给钱，说她还欠着银行的钱。无疑，公众从这些例子中一再看到了银行的自利、自大和强加于人。

即使银行在特定事件中是“受害者”，如2006年广州发生的许霆在自动取款机用其只有170余元余额的银行卡取走了17.5万元的例子，但当某国有银行行长表白说“银行其实是弱者”时，人们并不买账，而是引发了新一轮对银行的质疑和追问。人们不再关心作为背景的那个具体事件，而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炮轰“银行是弱者”的说法是“弱智”，几乎酿成新的银行声誉风险事件。

银行声誉之不佳还表现在，即使没有具体的声誉风险事件发生，银行“躺着也会中枪”。比如日前媒体在报道长沙市市长关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谈话时，所用的标题偏偏只选了他说的这句话：“全国人民都为银行打工。”之所以这句话被作为亮点和标题加以突出，无疑意在迎合人们对银行不满的潜意识。无独有偶，近日有学者在研究阿里金融的小额信贷业务的迅速发展时表示，这俨然是银行的真正有力的竞争对手，断言银行的苦日子就要到来。也许说者无心，但让人听出了欢呼之意。

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是我国银行此前若干年安然度过重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不过随着银行的股份化改革和上市，这种隐性担保可以说已经逐渐“退出”，至少在弱化，这也是何以银监会重视声誉风险管理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呼之欲出的原因。

与此同时，银行自身信用的空缺愈益突显出来，成为可能严重影响银行稳步发展的“软肋”。尽管国家股仍占“大头”这一点使得某种国家的隐性信用担保仍然隐约可期，但在银行业乃至金融业市场环境都日趋完善的过程中，这种隐性担保将越来越接近国际经验。而国际经验表明，好的声誉对银行业务的正常开展至关重要，一旦声誉风险事件演变为声誉危机，重则有可能导致银行挤兑和失去市场的流动性支持，轻则有可能导致银行价值大受损失。

在过去的金融危机中，那些倒闭的银行虽然看上去可能是因为深陷流动性危机，但深究下去都可以发现其声誉由于各种原因而受到损害在先。更有甚者，受次贷危机影响而遭遇流动性危机的英国北岩银行，在得到英国央行承诺提供流动性支持后，其声誉匪夷所思地不升反降！“国家信用”的直接加持也并没能阻止人们挤提存款的脚步，一天之内到该银行的72家分支机构共挤提了15亿英镑存款，占其英镑存款的6%。可见，有关专家将“声誉风险”称之为“最令人畏惧的风险”和“众险之险”并不为过。

我国银行业并非不重视声誉风险的管理，在银监会的要求下，各银行也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加以应对。比如2009年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指引》，并且还为落实声誉风险管理专门提供了对各商业银行相关负责人的培训。其实在更早的2006年，银监会就已经将声誉风险监管要求和评估方法纳入其“非现场监管指引”的条例之中，各银行也都相继建立起了合规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

从效果看，这些举措有一定积极作用，出现有关银行声誉风险事件的新闻报道有了更及时的回应和更有效的“舆论引导”。但仍不能否认的是，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公众及媒体仍在等待着下一个银行声誉风险事件的出现。这种对银行的深刻不信任，如同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坠落，会给予银行重重一击。

这种深刻的不信任，乃是银行客户在与“高高在上”的银行长期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巩固下来的。扭转这种已先入为主的判断，尚需付出艰巨努力。除前述有关措施需继续完善、细化和落实外，尤其还要在以下两方面深入耕耘。

首先，从银行外部环境看，有必要进一步促进有助于竞争的市场结构的发展。虽然多年来我国银行业在放松市场准入方面已经有相当大的进步，但从最基本的反映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指标看，仍属于“集中寡占型”市场结构。

进一步放宽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无疑有助于打破这一格局，当然这并非唯一的强化竞争的措施。还值得考虑的是业务准入的放宽，亦即在银行的相关业务领域引入竞争者，比如前述阿里金融的小额信贷业务等。这些看准银行弱势领域而准确切入的竞争者，不至于影响银行业的稳定，却有助于激励银行不再自恃强势地位而对损害客户利益毫无恐惧之心，亦即使其有动力出于自身利益而努力维护银行声誉。

其次，在上述外部环境下，银行内部有必要切实推动“转型”——— 不是那种简单算计怎样获得“快钱”的转型，而是真正能从银行长远利益出发的战略转型。从美国银行业看，也经历了这一发展历程。先是“生产型哲学”当道，银行习惯于坐等客户上门来请求与他开展业务。随后，在银行“脱媒”背景下开始注重对客户的争夺，“销售型哲学”兴起，“顾客至上”的口号大行其道，但所侧重的是想方设法向客户推销现有产品和服务，甚至不惜采用欺诈手段来获取收益。

真正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型哲学”要求银行能够真正想客户所想，根据其需要设计和提供产品和业务组合，通过帮助客户创造价值来提高自身的价值。只有这样，来自客户的不满和疑虑才会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当然，达到这一境界需要假以时日。正如当下银行声誉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银行声誉的根本改观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在双方长期博弈过程中逐渐确立合作共赢的均衡解。